卧病养病

伯父一直有老胃病，有时我会看见他手捂着胸口打嗝，这时就听见他对伯母说自己老毛病又犯了，饭菜里别放辣子。在他还风风火火当书记时，听了公社领导的建议，曾去县医院检查，诊断是胃溃疡病。这种病很难治愈，会时轻时重，但不至于病倒。

不幸的是，伯父在患病中又遭遇了一场闻名六十年代，曾被认为是后来十年大运动预演的那场“四清运动”。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并不懂时政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意识到这场运动对伯父的伤害有多大。

首先伯父是家乡最早的党员，为了入党他不顾家人的感受退了福音教。而福音教有大恩于我们家。民国十八年陕西大饥荒，正是福音教堂每天给教民的一升高梁米救了我们全家。其次伯父的确把全部心力献给了集体，起早摸黑，废寝忘食，硬是把在农村千百年传统中形成的个人生活，往另一条集体生活之路上拉，想想这有多难！

再者就是伯父受福音教的影响，他把人格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气节论，但伯父不识字，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主要是民俗文化，而民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主张“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一套，当然也有“人活脸树活皮”的说法。作为伯父这样的低层人物，肯定是中式脸面和西式尊严的观念都影响了他，不过后者的影响应该更大一些。

但那场运动让伯父完全失去了中式脸面和西式尊严。等我长大了点，村里的人半遮半掩地告诉我实情：伯父在那场运动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那些被伯父因工作而得罪的人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把那段伯父在困难年份没有追究一些小队私留粮食的旧账翻出来，诬告为伯父授意各生产队截留公购粮。

伯父被逼要交待这个问题，他当然不承认，结果就开批斗会批斗。一群运动积极分子围坐成一圈，让伯父站在中央的空地上，周围人全朝他喊口号。伯父十多年来一直以大家长的身份主持一方工作，许多社员的矛盾、社队的纠分就靠他主持公道，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咋能接受这样的羞辱，于是当周围积极分子朝他再吆五喝六时，他大声喊：“我让分什么？是我直接把粮运回家了，埋在后院了！”

那些积极分子哪能认他这个态度，他们一拥而上把伯父架到一个长条凳子上，让他端正态度交待问题，而伯父仍是那句话：“我把粮运回家了。”这时，周围的积极分子狂喊口号“对抗运动，罪加一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口号阵阵，营造了暴力氛围，突然一群人冲上去，用力蹬倒伯父站着的长条凳，伯父一个仰面朝天重重地摔在地上。

伯父顿时昏了过去，下面的人也不管伯父摔成什么样子，继续喊着口号，过了一会伯父的身躯开始抖动，突然“哇”地吐出了一口血水，这时批斗会组织者才感觉到伯父的情况不好，赶忙让人把伯父抬出会场，当天就送回了家。

那天我放学回来终于见到平时白天很难见到的伯父。伯父躺在土炕上，闭着双眼，面色灰白，十几天没见，已经消瘦了许多，两颊和眼窝深深地下陷，伯母坐在炕边抹着眼泪。伯母让我过去唤伯父，我叫了几声，伯父微微睁开眼看着我，用微弱的气力问：“放学了？”我点点头。伯父说：“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过来看我，我不要紧。”说完就又闭上了眼睛。

当天晚上，接替伯父大队书记的那位张伯来了。他和伯父的情况很像，也是当地老党员，也不识字，也一直在他们大队任书记，和伯父关系很好。这次伯父被安排进了运动会，上面就派张伯过来代理大队书记。他还没轮上参加运动。今天伯父被斗倒回家的情况有人告诉了他，他趁着夜色赶来看望伯父。

两位老友在一起，我和伯母就离开了。过了好大一会，这位张伯出了房门对伯母说：“我看老刘的身体很不好，要赶快去医院看看。这样吧，我回去给你二女婿捎个话，让他拉个架子车过来，先到槐芽医院，这里近一些。”伯母一时也没有主意，就说：“好，好，麻烦你了。”

那时候家乡还没有乡间公路，没有公交车，家乡人连汽车影子都没见过，所有的道路都是土路，下雨天踩出的坑凹，天晴太阳晒干后，就成了疙瘩路面。所有的交通不是人拉架子车，就是牛拖木车。像伯父看病这样的事情，用架子车就行。架子车是牛车的缩小版，一个车箱下面左右两个充气的橡胶轮，前面是牛车样的辕，只不过窄小一点，驾辕的不是牛马而是人。

第二天一大早二姐夫来了，他在邻村借了辆架子车，车箱铺好麦秸杆，放上被褥，他把伯父从屋里背出，放上架子车就出发了，我也跟着去，可以帮着推车。当时兄长在部队，姐姐已出嫁，弟弟还小，我要当个大人陪伯父看病了。我家离槐芽镇十多里地，去时是下坡土路，倒也不费力气，但路面坑坑洼洼，为了减轻颠簸，我们走得很慢。

快到中午时赶到了槐芽医院，医生检查得很认真。那时槐芽医院已经有了X光机，给伯父喝了一种糊状药剂，照了一下X光，和县医院诊断的一样，叫胃溃疡，这次是溃疡面出血了，所以人才特别的虚弱。最后大夫开了些药，特别强调要静养，不要受情绪刺激，慢慢会好起来。医嘱毕就让我们回家。我们拉着伯父出了医院门，二姐夫打听到槐芽镇的南塬上有一个土大夫，传得很神，说是扎针治胃病，二姐夫和伯父商量了一下决定去看看。

没想到路虽然不太远，却要上一个非常陡的高坡，姐夫在前面拉着架子车，我在后面推，直拉得姐夫满头大汗，我也推的气喘吁吁，。车到半坡实在拉不动了，差点倒溜下去，我赶忙捡来路边的破砖块把车轮垫住，我们才稍微歇口气。看来今天我是来对了，我要不来，姐夫还真没有办法上这样的陡坡。

好不容易找到村子里的那位土大夫，他看了看伯父，却说身体太虚，不敢扎针，等以后身体恢复了再来。虽然费了大劲却跑了空，但大夫实话实说，的确是负责任的，我们就告别土大夫，原路返回。由于回家是上坡路，走得很吃力，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二姐夫把伯父背上炕，对伯母说，医院检查得很细，还是胃溃疡，大夫开了一个月的药，叮咛一定要静养；要是想到山里养，香山庙那里特别清静，空气又好，过些天接过去吧。二姐夫匆匆吃了饭，天已经黑实，他拉着架子车走了。

伯父就在家养病，伯母这下一整天都能见伯父了，也终于有机会服侍丈夫了，她总是那么细心。我放学回来就给伯父端饭端水，难得有这个机会和伯父近距离相处。虽然伯父因我砍集体树严厉地训斥过我，但我知道了伯父在运动中遭的罪后，不再埋怨伯父，而是为伯父愤愤不平，所以我只要放学回来，就会给伯父跑个腿。

经过伯母的精心照料，尤其是在饮食方面的细心调理，伯父的身体恢复了许多，。他开始下炕拄起竹杆走到院子外，常常就走上了龙头岭，在岭上一坐就是老半天，他当然仍在看火车，思念大儿子。但当我又长大了一点，开始了解社会时，我就想到他长时间地坐在龙头岭的高处，一定不会只想自己的儿子。

龙头岭地势高兀，周围的一滩两塬，九里河川尽收眼底，这就是伯父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热土。前半辈子为了自家，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到独门独院一片良田；后半辈子为了公家，从夙夜奉公废寝忘食到遭批挨斗病痛缠身。

当然这些都是个人遭际，一颗螺丝钉锈了换掉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这片热土上，河滩的树木再也长不起来，已经严重的荒漠化，两塬上的庄稼一茬比一茬弱，正在明显地低产化。

想想这些，伯父一定会有无尽的忧虑。我放学回家吃午饭，伯母让我到岭上唤伯父回来一起吃，有时就遇见伯父正唉声叹气，开始我还以为他在哀叹自己，但听见他自言自说前年收成多少，去年收成多少，我才知道他还在操心着集体的事。

原野上的油菜花开了又谢了，田垅里的麦子开始吐穗。天气渐渐热起来，地里的农活多起来，社员们一群群下地干活。伯父当干部从来都是带头，像现在这样别人干活他在地边看，伯父是受不了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在运动中挨斗的耻辱，也无法面对乡里乡亲，当然这只是后来我猜测的。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他是不愿多出门了。

这一天代理书记张伯又来看望伯父，他带来了好消息。张伯告诉伯父，最近上面有指示，说前段运动搞过头了，要纠正。上面要他代向伯父致歉，并说要是伯父身体还可以的话，希望继续任职。

伯父听了先是一愣，问：“真的？”张伯说：“真的，刚开了会，会上说的。”伯父听后深深地叹口气：“那么伤人一改就能扳过来？你看看那些年轻人，他们咋成了那样？！这身子啥也干不成了。”显然，伯父的确伤了心，他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与上面的希望相反，伯父不但不会任职了，还要住到大山里去。伯父对张伯说，上回女婿说香山的庙里能住，想住过去。张伯说那里好，庙师傅很熟：“你收拾一下，我给二女婿捎个话，让他来送你进山。”两位老友现在心情大好，张伯提出中午要吃伯母做的汤面条，伯父听了少见的笑了笑，随即吩咐伯母做手工汤面。

第二天，二姐夫赶过来送伯父进山，他要再借一辆架子车拉伯父，伯父说这一路全是上坡，拉不动的，还是走吧，走慢点，天黑前到了就行。二姐夫就背上面粉和伯父的衣物上路了。

伯父拄着那根竹杆，一步步上了龙头岭，我和伯母也跟着出门，他们没有走村里的那条大道，而是从龙头岭十字路口踏上了通向西南方向的小路。这条小路绕过了几个村子，斜穿过荒河滩，尽是一脚宽的荆棘路，路两边长着一丛丛野酸枣，枣刺常常划伤行人的腿。

我们目送着伯父，伯父脚力还好，他又是个急性子，虽然走起路摇摇晃晃的，但似乎又像往日跑工作一样，风风火火地向前飘去，直到消失在远处的树林里。

我问伯母：“他们为啥不走大路啊？”伯母说：“唉，还不是运动把人害的，你伯不想见熟人啊。”

那时我还小，对成年人的心理缺少共情，长大后真正了解了人性，才知道古人说的“士可杀不可辱”是多么的重要和难得。

地里的麦子黄了，收割了，原野上的玉米起苗了，长高了。伯父进山已经有两个月了，学校也放了暑假。我多次给伯母说想去看伯父，伯母总说我还小，一定要有人进山才能跟着去，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这一天我又对伯母说了想进山，伯母再也不好以年龄小限制我的成长，就答应了。伯母把给伯父的换洗衣物装进布包，又装进一个早几天备好的布袋子，袋子里装着几十棵嫩核桃。伯母说：“你伯捎话说他想吃嫩核桃，这是咱家树上的，退掉了青皮，再过些天就不嫩了，正好带上。”

伯母把我送到龙头岭上，她把带来的一根竹杆塞进我手里，说：“拿上这个，遇到狗挡一下，进山了要打打前面的草，别碰上长虫。”长虫就是蛇，是家乡人最忌讳见到的东西。我也没有走经过村里的大路，而是顺着伯父走过的那条绕过村子的小路出发了。这还是我一个人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并且还是进山。走了老远，回头看伯母，她还站在龙头岭上目送着我。

我背着物品走啊走，因为走得急，直到浑身流汗湿透了衣服，口渴得不行，刚好路过家乡的那条沙河，爬下来口对着水面就是一阵狂饮。

快到中午时分终于进山了，大山一面的坡上有条小路通向山谷深处，小路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空旷的山野，草蔓的曲径。一阵恐惧袭来，头皮发麻，心里打鼓：会不会突然窜出一只狼，还有黑熊之类。想到这里就握紧手里的竹杆，给自己壮着胆小跑起来。

终于看见了远处的炊烟，烟柱下的庙宇。腿困得不行，先坐在小路边石头上歇一会儿。山风吹来，一阵凉爽，顿时又打起精神，那就继续小跑。庙宇的轮廓越来越清，还看见了庙门前坐着一个人，正好就是伯父，他朝这里张望着。我加快脚步赶了过去。

伯父拄着竹杆站起身子，面色还是那样灰白，但精神很好，看见我显然有点意外就问：“你咋来了？”我说：“大妈（伯母）说您想吃嫩核桃，再不送来就放蔫了。”伯父马上喜不自禁地夸我：“家儿长大了。”伯父把我领进庙宇的侧房，他就住在这里。伯父从电壶里倒一杯开水，让我先歇歇。

伯父出门我也跟着，他给庙师傅打招呼：“这是咱的娃，来送点东西。”庙师傅似乎也有点意外，朝我看看说：“这么小就敢进山？天阔地方，一脸正象，以后会有出息的。”长大了我才知道，庙师傅是道教中人，给人看面相是他们的基本功夫，只是正统的道教师傅并不以此来讨生活。

吃了午饭我到庙宇各处转转，居然发现这座庙宇实际是在一片核桃树林中，这片核桃树林整整占居了一面山，庙宇周围全是大核桃树，有些树足足有大人一抱粗。再抬头向高处看，核桃树上硕果累累，有些枝条垂下来，伸手就能摘到核桃。伯父住在核桃林中，却捎话要从家里带嫩核桃，这里的核桃不是更新鲜更脆嫩吗？随便让庙师傅摘几个尝尝鲜又有啥事啊？

但是，伯父却让人从家里带来核桃，这就是伯父，一个公心永存的伯父，一个对集体财产始终神圣保护的伯父。尽管他在运动中受了那样大的伤害，但对集体财产的保护似乎已经成为本能。

转着转着进到了庙宇的大殿，殿中央供着慈眉善目的主神，到底是哪位已经忘记，但大殿两边排列着的凶神恶煞却是记忆深刻，他们五官夸张，要么怒目圆睁，要么呲牙咧嘴，手里拿的不是利剑就是重锤。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人造形象带来的恐惧，这一心理阴影长期不退，也许是少年时的脑子里空白多，留下了印迹就很难抹去吧。同时也让我初次发现了庙宇里的主神形象一般都比较友好，而侧神却总是凶相毕露这一现象。等长大了才知道，童年发现的这一现象，其实是一条规律，主神负责精神感召，当然要慈善，侧神负责威吓，自然要凶恶。

午饭后和伯父坐在庙宇院子里，开始我们都沉默不语。因为伯父过去忙工作很少和孩子们说话，我还不习惯和伯父主动搭腔。过了片刻，伯父先打破了沉默：“那年你砍了队里的树，我发了脾气，过后就感觉过头了，你还小啊。那些天我不停地处理在河滩偷砍集体树的人，正在气头上。”

没想到伯父会提起这件事，我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就低头不语。伯父继续说：“我不识字，只会在家门口把公家交给的事办好，你们识字了将来能出远门，就能干更大的事了。”

听了这话，我突然冒出一句：“干好事也不一定有好报吧！”伯父脸上闪过一丝不安。他说：“可不能这么想，人常说善有善报，我干公家的事，都是为了大伙好，走集体化，一起种地一起生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多好啊！可大伙心不齐，给队里干活不用劲，地里收成总是不好，社员口粮不够，队里收入少，许多人穷得很，这样下去咋得了？”

我问：“那要咋办呀？”伯父说：“还是要靠干部操心带头，就是太累了。”我又大胆问伯父：“您不是一直带着大伙吗？”伯父认真地回答：“我不识字，讲不出道理，只能实干，带不起大伙啊！”

这是伯父最近距离的一次给我启示。伯父不识字，讲不出大道理，但他这段话表达的意思很清楚，用现在的认知解读一下就是：一是集体化从主观愿望上是好的，但客观上人心不齐，大家不给集体出力；二是干部要有公心要带头要组织大伙，稍微松懈一点集体就撑不住了；三是伯父认为自己不认字没文化，所以没有带好大伙。

伯父当年的这些话语，有的摆出了真实情况，有的列出了问题原因，但要有真正的答案，只能等到十多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次重要会议的召开。这是后话。

当天下午我要出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伯父。伯父送我到出山小路的路口。太阳西斜没入了山后，我快步向山外小跑，已经走了好远，回头还见伯父朝这里望着。路走二遍熟，出山回家是一路下坡，天黑前我就赶回了家，又远远看见伯母站在龙头岭上向我这里张望。

伯母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她应该等了好长时间。我快步赶过去，到了伯母身边，伯母说：“家儿呀，你走了一会儿我就后悔了，不该让你去，一天都心神不宁。现在好了。”

我把伯父的身体说给伯母，伯母听了轻松了许多，但伯父脸色灰白没有说，而恰恰这才是不祥之兆。等我长大学医后，知道那是溃疡病慢性出血造成的贫血，也正是这个并发症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

地里的秋收了，天气渐渐凉下来，山里越来越冷。又是二姐夫把伯父从山里接出来送回家。伯父回来，我看他的第一眼就觉得又比几月前面色更白了，也更瘦了。

此后伯父就在家里养病，伯母托人请来了西医中医草医等各式各样的乡医，乡医给了各式各样的药，用了各式各样的办法，伯父的病却仍然越来越重。到了年底，伯父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脸像纸一样白，眼窝深深陷下去。

伯父感觉到自己的病没法治了，就劝伯母别再折腾大家和自己了，让他安静一下。伯父安静下来那是一定要回忆自己一生走过的路的。像伯父那代人所经历的事，我怎么想都觉得他有无尽的困惑和不解。

伯父也许会在回忆中发出疑问：自己为了公家为了集体，那么操心那么带头，但大集体的基层工作却越来越难做，社员们一起干活就是混，出工不出力，队里的牛越养越瘦，地里的庄稼越收越少，春荒时多半人吃返销粮，一些家里一床被褥，冬天男女老少睡一个被子下，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伯父也许会在回忆中发出疑问，自己赤胆忠心地为公家办事，吃饭饥一顿饿一顿，热一次凉一次，患上了胃病，而自家的事很少顾得上，结果为啥却有那样的运动等着，运动中为啥没人讲理，直接就动粗，枪毙了都行啊，为啥那样糟蹋人，为公家干事的人就不要脸了吗？

伯父也许会在回忆中发出疑问，自己那样把最疼爱的长子送去当兵，社员们却在背后议论他是为了争个“革命军属”的面子。当兵打仗可能的牺牲先不说，和大儿子同班的中学毕业生都在县里公社里当了干部，难道“革命军属”这个虚名能让儿子更有前途吗？

当然最让伯父心里难受的却是，这都是因为自己的干部身份，因为自己对这个身份的赤诚担当，因为自己对集体利益的竭力维护！事实是，普通人家的“革命军属”反而没有负面议论。

伯父还会有许许多多的疑问，他应该有这些疑问，但对于这些疑问的答案，却要等到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后才有结果，这就是由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和一九九二这三个年份中发生的大事所形成的历史逻辑！

还是回到伯父的病。后来我长大学医后才知道，胃溃疡的慢性出血只能手术切除病灶，否则很难止住出血，病人通常会因为不断内出血造成严重贫血，严重贪血造成全身衰竭最后病亡。伯父就是这个结局。这年寒冬腊月，伯父终是没能抗过病魔，不幸离世，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这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

伯父病重时，县委县府派人来慰问，公社领导亲自上门看望。伯父去世后，上面指示公社在我们村子召开了号称千人的追掉大会，附近几个大队的社员和几所小学的师生前来参加悼念活动。伯父若地下有知，也会得到些许的安慰吧，也会觉得自己当了半辈子公家人，受了那么大的委曲和伤害，只要有了这最后的盖棺论定就值了吧？！

更进一步说，如果伯父还知道自己走后几个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风暴从城市狂刮到农村，自己将被不由分说地挂上沉重的大木牌，戴上几尺高的纸糊帽子，押送到曾日夜操劳的各个小队去游街，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伯父会不会觉得自己早走一步是走对了呢？

这就是我的伯父，一位赤诚奉献于大时代的基层人物！一位把为大时代忠心奋斗的生命遗产留给后世子孙，让后人不断品味细嚼深思那生命遗产背后时代内容的好伯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