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家人

伯父是一位极能吃苦又很能干的庄稼汉，他通过种地与跑山，只几年就买下了独庄院落，盖起了新房，还置下几十亩良田，照这样下去，可想而知要不了多久，刘家便会成为当地的富户人家，复兴几十年前刘家的家业。

但历史的长河在一个特殊的年份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向。

四九年七月，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扶眉战役中伯父被国民党兵当作“共谍”差一点打死，还有他所信仰的福音教本身也是追求大同世界，这和当时中国社会巨变所宣示的大目标一致，所以当扶眉战役结束，宝鸡战役开始，伯父就主动加入到了支前小队中，赶着自家的马车为解放军送军粮。伯父的这一经历，我在《伯父的生死时刻》一文中有详细着笔，这里不赘述。

宝鸡解放后，工作组来到家乡，目标就是找到伯父这样的人。工作队找到了伯父，希望他入党，参与到新社会的建设中。伯父和全家已经信福音教多年，在工作队的劝说启发下，伯父毅然退教入党，担任家乡大村最早的一任党支书。此后，他几乎是以浑身热血，满腔赤诚，把自己的全部心力献给了公家。

那时，给公家干事可不像后来，那时所有公家的工作归为一点就是集体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最大的特点是集体化，而且是从小集体到大集体。然而集体化却是逆着历史所形成的习惯进行的，可想而知，那样的党支书该有多么难当！

就从土改算起吧。土改运动，那是要把村里大户人家的地分给小户人家的，这事虽然由上面派的工作队完成，但本村的党支书在运动中要发挥骨干作用。

原本都是一个自然村的乡亲，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被分地者和拿地者许多还是本家，上推几十年是一个祖爷爷，现在却要突然变脸不认人，分了人家的地。尽管当时是大势所趋，大户对分地也不敢说个“不”字，但天荒地老传下的信条却在刺激着小户：那地若不是人家祖上传下，也是后人千辛万苦置下，别人凭什么白拿？

    但是，这地必须分下去，而且有时间要求，可以想见伯父主持这项工作有多么困难。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伯父提出先分了自家的地。这就是伯父，为了推动工作，他首先从自家下手。后来经土改工作队测算，我们家的土地亩数达不到分地程度，也就没有分，但拿大户人家的地，伯父却要带头。就这样我们家还分到了上齐马寨一户地主人们叫马保长家的二亩地，这二亩地离我们家五里路远，收种极不方便，为了带头伯父还是积极地接受下来。

分了地没几年，又一场运动来了，就是合作化，具体为办农业合作社。之前上面推广过互助组，因为是自愿原则，结果搞得很不顺。当时土地刚分下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刚刚调动起来，粮食开始丰收，却突然要合在一起种地，不要说农民不愿意，就连农村干部也想不通。

    但这又能算什么，要看大方向，集体化才是“正道”。

这次运动可没有过去那么柔软了，合作化的动作大多了，要办合作社，上面直接下令限时间，把分下去的地一律收上来。

土改分地，在农民心里要克服的是“人不能白吃白拿”的观念，但毕竟是上面要分，自己得好处，所以阻力并不大，大户人家的地很快被分了。这次要反过来收地，不仅和千百年来的传统相反，也是从农民手里夺财，可想而知这场运动的困难有多大，工作有多难做。

伯父仍然知难而上，这次他能带头办一件大事了，就是把自家的几十亩地直接交出来。在伯父的带头下，家乡的合作社很快搞起来，甚至比外乡都要顺利。由此，伯父成了乡村基层干部的示范人物。当然了，在这同时伯父也让周围的乡亲们不满，但伯父不以为意，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后面的集体化事业中。

意外的是，这场合作化运动在我们邻村却出了一个例外，就是上崖村的一个农户，只有老两口，土改前家里有几亩田地，属于自耕农性质，互助组时他就拒绝入组，合作社时他更是铁了心不入社。听村上人传“野百姓”的故事，才知道了一些细节。

当时，在伯父的带头下，在工作队的推动下，家乡的合作化很快就要完成，只剩下上崖村的那个犟老头。伯父亲自上门劝他，他只说一句：那几亩地是祖上传下来，他不能当败家子，就再不说话。

工作队的人对他做思想工作说：“合作化了你不是没地了，而是地更多了啊！”他反问：“那种啥咋种我说了算吗？”工作队的人又说：“地合在一起用机器收种，你不用操心人还轻松。”他却说：“那等机器来了再说吧，我就知道种地要下苦的。”

     村里一些青年积极分子见他不吃软的，就上门威胁说要抓了他判刑，他却哈哈一笑说：“这不更好了吗，有人管饭了！”工作队没有办法，伯父也只好作罢。从此这位乡民就被大伙叫“野百姓”，他一直单干着。

这里的“野百姓”当然是指农村集体体制外的人，农村体制内的人叫“社员”。当然，如果以是否吃公粮为标准，社员仍属于体制外，而城镇以上的工人和干部，才真正属于体制内。

记得在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中，我参加大队组织的“农业学大寨”修梯田运动，一次路过上崖村时，正巧碰见了这位“野百姓”，他正赶着自家的毛驴向原上驮粪，我看到那么重的粪土把毛驴背压弯了，毛驴驮得非常吃力，就问他为啥不换个车拉粪。

谁知“野百姓”一张口就怼了我一句：“我要用上车拉粪，还不把×××气死了 ！”这×××可是“四个伟大”啊，“野百姓”还知道谁是坚决要合作化的，竟在大运动最盛时说出这样不知深浅的“反动话”。当然他是在我面前说的，我虽然感觉突兀刺耳，却也不会向上打小报告，即便打了也应该没人管，他就是一介体制外的“野百姓”，不伤谁不碍谁，谁去管呢？

在伯父的“治下”居然隐藏着一个“野百姓”搞单干，这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好像大家都把他的存在遗忘了，这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当历史的脚步来到了一九八一年，农村居然要解散生产队，真的分田单干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在伯父多年当书记的地方，居然有一个人从来就没有入互助组，没有入合作社，也没有入人民公社，而是一直单干着。尽管那时我的伯父和“野百姓”老俩口都已经去逝多年。

结果，这个时候“野百姓”反而出名了。一时间，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去了调研，官方的媒体记者也去了要报道，甚至省里有位著名作家也去了。为了创新作深入生活，他在我的家乡县挂职当副县长。后来我还见到了这位作家，他来学校为同学们开文学讲座，我请他吃饭，席间聊起“野百姓”的事，他说那个“野百姓”的原型已经成了他下一部小说里的一位人物。

这位作家说，为了这件事他还查阅了有关资料，到所在村去调研，发现“野百姓”的事在全省极其罕见，最多也就是个位数的存在。这么特殊的情况当然是上面批准的，但主要与当地的干部冒险犯上包容有关。

    据作家讲，一般情况下，如果当地干部向上打报告说硬逼某人入社可能要出人命，上面通常会放过这个不入社的“野百姓”，然后重点查处当地干部的政治立场坚定不坚定，称职不称职。

这可是个大问题。想想看，谁愿意冒这个政治风险放过一个“野百姓”，还不是想方设法逼他入社吗？只要政治正确那怕逼出人命呢！可是伯父居然冒着被上级不信任并随时查处的风险，包容了这位“野百姓”。而最神奇的是伯父居然没事，一直稳稳地当着书记，看来让“野百姓”存在，也不是伯父一个人的“功劳”，还需要开明的上级啊！这位上级至少应是县委书记，或者更大的地委书记，甚至省委书记吧。

接下来，五八年搞大跃进，城里要招大量工人，那时的家乡人居然没有人响应，他们对进入体制内吃公粮完全无感，甚至认为离开了土地就失去了根。这种情况下伯父又得带头，就让我的养父报名出去工作，养父自小就在家乡的齐镇当过香烟手工作坊的学徒工，当然很高兴，当下就被招工到了周至县城，当时周至眉县已经合县。

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养父和我的命运，养父一辈子生活有保障，退休后住老家，同样的小时伙伴，就他有退休金，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对我来说则是根本性的改变。

我从小有机会进城，见识和感受城市的社会生活，让我在农耕文明和工商业文明之间激荡，这对于开阔我的眼界，拓展我的观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也许正是我后来还能干点事的原初潜在动力。对此我在之前的《第一次进城》文中已经详叙。

不过在当时的家乡，村里人却掀起了一阵口风狂潮。有的说，伯父是为了自己的工作业绩“耍积极”，不顾弟弟的意愿硬逼他外出；更甚者有人还议论是伯父不想让养父分出家产，逼着养父到外面参加工作。实际上人们不久便发现，“吃公粮”才是最好的正经前途，结果后来又成了同地区一些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

与大跃进同样火红的是公社化运动来了，原来的乡改为公社，行政大村改为大队，自然小村改为小队。伯父继续担任家乡的大队党支书。公社化运动的目的之一是种地也要有大计划。所以公社化后，农民种地受到了更多更细的管束，比如上面说粮食要大增产，必须密植，小麦过去一亩地用三十斤种子，现在就用六十斤。

有经验的老农对这个没有信心，但在上面统一指令下，伯父还要督促下面执行。执行的结果可想而知，待成熟的麦子一遇风雨大片倒伏，结果只能收个稗子麦粒，好在我的家乡属丘陵地，麦子倒伏也只是一块块，造成的是部分减产而不是大片绝收。减产就减产吧，反正是集体的，又是上面让密植的，但伯父却免不了让大家在背后议论。

让伯父真正难熬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先是大跃进，各级政府为了争政绩，粮食产量层层夸大，好在当时家乡夸大产量还没到亩产万斤这样离谱的程度，但即便按夸大的亩产量缴一部分粮，也给各生产队造成了严重的缺粮，于是，一些生产队就悄悄藏点粮食，以让村里的公共食堂在野菜饭里多一点点主粮。

很快，上面怀疑下面私藏粮食，派出工作组到各处反“瞒产”。伯父所在的大队个别小队的确有瞒产现象，伯父也隐约感觉到了，但到底查还是不查，这让伯父非常为难。查下去，这些村的公共食堂只能全是野菜和玉米芯淀粉了，如果不查，又怎么向上面交代？

伯父最后还是选择了回避。现在想来，伯父能做到这一点，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因为之前多年，他对上面的指示和安排，执行起来从不打折扣，向来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现在却要他打破已经固化的坚守，想想这该有多难？

在这件事上，等我长大反观那段历史时，才意识到伯父的不作为后果是什么，那几乎是必然的，这就是对社员群众来说，饥荒只导致了浮肿病流行，并没有造成饿死人的严重后果；而对伯父来说，却因此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这正是他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挨整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