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和群众智慧结合的典范

朱显谟先生是我的同志、我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师。在他90华诞之际，水土保持研究所和许多同行为祝贺他的科学人生、他对土壤学以及水土保持科学和第四纪研究方面的贡献准备出版专集，我也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敬仰之意。 土壤学和地质学是一个“可逆反应”的两端

我和朱显谟先生是1946年认识的，那时我们同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朱显漠先生在土壤室，我先在普通地质室，后在古生物室。

我和朱显谟先生真正直接接触是在1954年以后。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组织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我们同在自然条件组，这个组包括地貌地理、地质第四纪、植物地理、地植物以及土壤与水土保持。我记得很清楚，一见面朱先生就提出来“地质学上的‘红色土’到哪里去了？怎么在野外找不到‘红色土’？”

原来“红色土”是一个第四纪地层的名词，是1929—1930年杨钟健先生和法国著名第四纪地质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在调查了山西、陕西两省黄土高原黄土地层之后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地层名称。1930年以前，对中国黄土高原黄土地层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沿用19世纪德国人李希霍芬的概念，以为黄土很厚，而且地质年代上包括了地质上的第三纪和第四纪。另外一种说法是20世纪20年代瑞典人安特生调查华北新生代地层以后，发现覆盖于河谷阶地上的黄土一般都较薄，其时代是晚更新世。安特生将其在北京斋堂附近清水河马兰峪附近所见的黄土称为马兰期的堆积，后人沿用这个名词称之为马兰黄土。以后，安特生在山西、陕西发现了含大量三趾马化石的红黏土地层，和国外称为蓬蒂期的红黏土一样，在它之上和在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之间存在一套地层。对这段介乎二者之间的地层，德日进和杨钟健命名为“红色土”。所以上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中国北方地质文献和地层表中有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中——早更新世的红色土，中新世的红黏土。朱显谟先生发现红色土实际上是含有古土壤层的黄土，所以他提出红色土到哪里去了的疑问。实际上是从地层的成因上更正了德日进和杨钟健未予肯定的红色土是黄土这一重要地质问题，这对地质学和我国第四纪地质环境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古环境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1955年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期间，我们在山西离石县王家沟一同工作时，我得到朱显谟先生的帮助，仔细地辨认了那里的几层古土壤层，肯定了我1954年在三门峡会兴镇的黄土剖面中所看到的也是古土壤层，为以后把这套红色土命名为离石黄土打下了基础，所以我一直说朱显谟先生是我的老师。因为对黄土中多层古土壤层存在的认识，不仅给中国地质学增添一个新的地质单元——生物地球化学产物，而且在以后的古生态环境研究中启示人们把它当作古气候的代用指标。在地质学研究之中，土壤学的概念和知识的引入大大丰富了第四纪地质学。朱显谟先生从土壤学研究出发达到对第四纪地质学和古环境学的新认识，应该说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第四纪专家。

科学研究和群众智慧的结合

1955年我正式参加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和朱显谟先生等4位同志分别带领几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同志组成不同小组，开始进行野外路线调查，后来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水土流失严重、适于治理的小区进行典型沟的重点规划。那年我们调查的是吕梁山以西的离石县王家沟和河曲县长渠沟。我们4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调查的路线也基本一致。我发现不仅在我们4人领导的学科组中，朱显谟先生领导的土壤组在水土保持工作中花得力气最大，而且在整个队中，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田间工程、水利以及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中，朱显谟先生也是最为专心致志于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位。事实证明多年后，能够从自己的积累、认识中概括科学总结和概括规律性模式的只有朱显谟先生一人。他的关于水土保持的28字方略是与他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深入调查和注意总结群众经验分不开的。回想起在吕梁山区考察的日日夜夜，我们4个人经常是同住一屋、同睡一炕，共同听取当地干部和老乡的介绍，共同跑一条路线，共同和大家一起讨论。虽然大家都有各自的成就，但现在看来，只有朱先生一人把大家的心愿和希望通过“28字方略”表达出来了。

其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朱显谟先生把科学工作最难统一的两件事统一起来了，这也许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一是他50多年来对水土保持研究锲而不舍的科学的专注精神。这种专注精神不仅是一个跨世纪的专注，一个人一生的专注，而且是对一个难解的问题的专注，并且还是经过了各种复杂条件变化之后的专注，实在是难得。另一个原因就是看起来似乎和科学专注相矛盾的群众智慧的吸收。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也是老乡们生活贫困、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他们的经验、知识像沙里的金子一样，很多情况下是和科学道理难以整合的。把老乡们的智慧和现代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这是朱显谟先生一贯重视的科研方向，特别是对水土保持而言。现在大家所常用的描述黄土高原的地貌形态名词概念塬、梁、峁等就是经过朱显谟先生的大力提倡而流行起来,已经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名词。在水土保持方面他很自如地掌握了地质学和土壤学是一个可逆反应的关系，把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一个流域要从分水岭到侵蚀基准面的规律应用于“28字方略”,使它不遗漏地概括了整个自然单元。正像他把土壤学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地质地层问题一样，都浸透了科学和群众经验相结合的智慧。回忆当年，“科学研究和群众经验相结合”曾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共同的呼声和口号，而在摸索中能够抓住要领的，朱显谟先生要算是第一人了。

功成何必在我

1954—1957年，朱显谟先生完成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之后，就被调到陕西武功新成立的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即现在的水土保持研究所的前身。其主要任务是治理西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提高生产能力，这是当时竺可桢副院长的一项很重要的战略部署。在对黄土高原进行了4年的调查，聚集了上百名不同专业科学家的经验之后，中国科学院不仅对黄土高原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布置了许多个典型的试验站进行有关的观测和实验。为了更好地把基础科学研究，把人类认识自然基本规律的研究进一步造福于人民，竺可桢副院长当时对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做了最为全面的部署，其方法论现在看起来仍有重要意义。那时工作粗略地看来有以下几个步骤。

(1)综合考察。不仅包括地质、地理、气象、土壤、植被、测绘等自然科学，还有农、林、牧、田间工程、水利工程等应用科学，并且把社会科学的经济、规划以及评价工作也拉到一起。

(2)综合评价。在调查基础上，与地方相配合，根据实际情况评价以后的治理措施。这包括面上的分区、分类以及不同重点不同类型沟的治理措施和经济效益等。

(3)实验行动。包括建立重点实验站和建立专门的研究所。虽然我对这一时期朱显谟先生的工作不是十分清楚，但我了解他曾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建设这个研究所和培养人才。现在我们提出西部大开发，有必要以新的眼光、新的技术重新认识一下以前所做工作。艰苦的工作,特别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成功的经验今天已由水土保持研究所科学家们继承下来了。当大家庆祝朱显谟先生90华诞之际，他的事业、志愿能够得到发扬光大，这尤为可庆贺。

创新需要敢于不同于别人

朱显谟先生在西北土壤研究所期间的研究成绩斐然，在此我就不多说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们在通信中常常谈个人工作和思想上的事情。他给我的印象和启发是在任何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都没有丝毫放松自己的科学研究，这往往是一般科学工作者难以做到的。他既没有离开武功，也没有离开土壤学和水土保持科学，在这一阶段他还培养了一批青年学子。“文革”以后，在第四纪地质工作方面我们得到朱显谟先生很多帮助。敏锐的观察力给他带来了新的思想。他是一个从不人云亦云的人，他也是一个尊重别人科学意见的人。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抓住自然界的微妙变化。如对黄土颗粒的形成和变化、沙漠岩漆的观察和实验研究不仅在国内有独创性,在国际上也是一位先行者。

朱显谟先生对第四纪沉积物的研究，对于地方病地球化学病因的研究，都有超出旁人的独到见解。这样的研究应是一个科学家的本色，又是一个科学家难得的品质。这使我想起半个世纪以前在珠江路地质调查所时的土壤室，当时土壤室以新的思想、新的看法不断涌现而被大家所重视。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科学历史过程来看，科学工作者的每一个行为，每一项发现和发明都不仅是他本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整个科学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有许多属于那种将自己在中国科学历史上的责任和自己的科学生命融为一体的科学工作者，朱显谟先生就是在科学生涯中尽到了自己科学历史责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