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为河清——追记中科院院士、我校水保所研究员朱显谟

2017年10月，新华社《瞭望》周刊报道：在非汛期，黄河80%以上的河段是清的。

这个消息，对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学家和水土保持学家、我校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朱显谟来说，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喜讯。他一生致力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研究，曾发出“黄河不清，我死不瞑目”的誓言。一个月后，朱显谟与世长辞，享年102岁。

“立志做科学农民”

1915年12月4日，朱显谟出生于江苏崇明。“少年时需步行三四千米往返学校，课余时间要参加一定家务和田间劳动”的他，深感“农业劳作异常辛苦，方法古老，收获有限”，萌生了“立志做一名科学农民”的想法，并以此为座右铭写在全班同学的毕业纪念册上。

“民以食为天，有土斯有粮”。1936年，从上海中学毕业后，朱显谟“辜负”了数学老师朱凤豪的期望，弃工学农，毅然走进了国立中央大学农化系的课堂。大学期间，我国现代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科院罗宗洛院士“从不照本宣科，总是列举各家观点，一一加以评比并结合自身实践加以论证”的教学方法让他“深感科学无止境”，从而激发朱显谟在科学研究道路上一往无前。

大学期间，朱显谟总是想通过化学分析试验来检验书本知识的正确性，于是他经常违反实验室作息时间，进行化学分析试验和农产品制造，因此获得了“实验大王”的美誉。“经过亲身经历的知识是最可贵可信的”，朱显谟就此养成了反复思考的科研习惯和对科学规律性一再验证的求实精神。

1940年大学毕业后，朱显谟通过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招录考试，在著名土壤学家、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侯光炯指导下开展土壤调查，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农民。

侯光炯要求土壤调查工作必须“走到、看到、摸到、问到”“对土性的鉴定不能单凭实验室化验和测试数据，有些问题最好能先在现场进行”，这种科研态度深深影响了朱显谟，“此乃使我辈初出校门之徒，得益良深，兹值铭感也。”大量的野外实习和调查，让他对土壤形成的环境条件、发生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等有了更加直接的认识，也培养了他严谨治学、勤于思索的学风。

“标新立异”出硕果

在印度新德里参加第十二届国际土壤学代表大会

“研究必须立足于实际，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崇洋媚外。模仿是手段，追踪创新才是目的。”朱显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在土壤学研究中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和观点，在当时被斥为“离经叛道”“标新立异”，但他从不迷信权威，从不轻易放弃，始终坚信实践出真知。

前苏联著名土壤学家威廉斯“成土过程与风化过程同时进行”的理论，曾经是指导国内开展土壤发生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但朱显谟在不断研究实践中，发现了该理论的局限性，科学地提出了以“岩漆”为始发标志的原始成土的四个时期，修正和发展了威廉斯的学说，提出“有陆生生物的着生就没有土壤的形成；反过来倘若没有土壤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没有生物的进化和发展，当然更没有人类的出现”的论断。前苏联土壤学家格拉西莫夫、科夫达院土和罗扎诺夫教授等，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大量引用朱显谟关于黄土高原土壤和土壤侵蚀的研究成果。

20世纪50年代，朱显谟在对陕西省耕作土壤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纠正了国内外学者将黄土高原黑垆土、塿土划为栗钙土的差错，并提出把黄土高原黑垆土、塿土专门列出建立独立土类的意见，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和学术界的广泛应用，由此作为人为土壤研究的先驱。

作为古土壤研究的开拓者，1954年，朱显谟首次公开发表黄土剖面中的“红层”是古土壤的观点，更正了法国第四纪地质学家德日进和我国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杨钟健未予肯定的“红色土”是黄土这一重要的地质问题。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刘东生评价：“朱显谟同志从土壤学研究出发达到对第四纪地质学和古环境学的新认识，应该说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第四纪专家。”

为党和人民献出一切

陪同周光召、李振声考察黄土高原

20世纪50年代，在党和政府根治黄河水患和开发黄河水利的号召下，近10年时间，朱显谟先后参加了4次黄土高原考察，黄土区严重的水土流失以及恶劣的生态环境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我为这稀世宝地和几千年灿烂华夏文化发祥地经久不衰而感叹，也为长期严重水土流失使黄土侵蚀区满目疮痍而扼腕痛惜。”

1959年，朱显谟毅然从工作和生活条件优越的南京举家来到西北小镇杨凌，从此扎根黄土，将一生奉献给了挚爱的土壤科学研究。

“看到朱显谟先生放弃南京二层专家楼，到杨凌住两间平房，且无卫生间和厨房，吃水要到公用自来水龙头接。这种为了科学事业的理想、为了国家的需要，献身于黄土高原土壤科学研究的情操和行动，深深感动了我，使我坚定了扎根杨凌同样可以作出世界性科研成果的信念。”多年后，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李振声动情地回忆起朱显谟来杨凌的故事。

1962年6月，朱显谟倡导并亲自参与建立了位于陕甘边界的子午岭连家砭野外科学观测定位站，当时的子午岭50公里范围之内没有县城，到处都是荒山野岭，交通十分困难。朱显谟带领30多名科研人员长期在这里开展研究。除亲自调查外，他还领着众人一个一个试验点跑，采集数据和土样，最多的一次采集土样高达100公斤，极端困难的科研条件没有让朱显谟和他的团队退缩，却培养出了一支专门从事土壤和土壤侵蚀研究的科技队伍。

1981年，年近古稀时朱显谟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深感“幸运、欣慰和任重道远”，真诚表示“要为党、为人民、为国家、为科学事业献出余生”。

1995年是朱显谟院士从事土壤科学研究55周年，水保所编辑出版了《朱显谟教授与黄土区土壤研究专辑》。在专辑的后记中，他坦露了“虽至耄耋之年，但仍愿不断地有所追求和攀登，为推进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尽绵薄之力”的心声。

黄河不清死不瞑目

带领学生考察黄土高原

作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战略家，朱显谟先后实地考察了黄土高原沟沟坎坎20多次，三次跨越昆仑，两度入疆，在认真总结黄土高原土壤侵蚀规律与水土保持、国土整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群众实践经验，20世纪80年代，朱显谟提出了“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的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为整治黄土高原和根治黄河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实现“黄河清”的梦想，朱显谟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宣传、推广“28字方略”，先后四次著文论证该方略的科学性与合理性。1996年，年过八旬的他专门就“28字方略”向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作了汇报，受到姜春云的高度肯定。

“壮心未与年俱老，鬓衰尤能挽硬弓。”1998年，朱显谟以一个在水土保持工作战线上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兵”身份，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为国家在黄土高原实施退耕还林（草）等生态建设工程宏观决策提出了咨政建议。他表示：“我虽老矣，然治黄之志不减。愿意为实现山川秀美、黄河清，为水利水保等部门出谋献策，完成党和国家赋予我的光荣使命。”

2008年，93岁高龄的朱显谟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他强调“重建黄土高原土壤水库是治理黄河的根本，黄河不清，我死不瞑目！”

“28字方略”后来在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及验证。经过20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践，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由过去的31.6%提高到现在的65%，黄河输沙量由过去每年16亿吨下降到现在不足2亿吨，助推陕西省绿色版图向北推移了近400公里。黄土高原实现了山变绿、水变清、人变富的伟大奇迹。

寄厚望于年轻一代

朱显谟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求真务实、一丝不苟，支持和爱护每个学生，把为国家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崇高事业。

“文革”时期，受到冲击的朱显谟并未因此消沉，外人看来看似简单的磨土工作，他都要亲自动手，他说：“通过磨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剖面不同发生层土壤颜色、植物根系分布、土壤结构、肥力水平等许多问题。”

挚爱专业的朱显谟七八十岁还经常进行野外工作，早上七八点出发晚上回来，常常十几个小时连轴转，脖子上一直挂着两个很重的照相机，一个负片，一个正片，还要不断地记笔记。一次他滑倒在山坡上，索性就坐在地上照相、记笔记，还幽默地说这样好，稳当。

“野外工作时，朱老要求我们车上不能睡觉，要看环境，要思考为什么是这样的景观。”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宝元研究员对此受益匪浅，也养成了野外照相的好习惯。

“我们绘制的土壤图或土壤侵蚀图，他都要认真审查，发现有问题都必须返工，甚至到野外复查纠正，得到他的认可才算完成任务。发现谁工作没有及时完成或出现差错，会严肃批评，毫不留情。”朱显谟的学生、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史德明研究员对朱显谟“翘胡子”（发脾气）印象深刻。

作为我国土壤侵蚀研究的奠基人，朱显谟在水保所先后建立了土壤地理、土壤侵蚀、土壤肥力研究室、土壤标本室和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先后培养出我国土壤侵蚀首批硕士和博士，以及世界土壤信息中心终身高级研究员白占国、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总工程师陈霁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宝元、水土保持研究所原所长刘国彬等一批土壤学和水土保持界的领军人才。

2005年是朱显谟院士90华诞，他欣然寄语年轻一代“黄士高原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自然科学信息，希望青年同志努力进行科学和生产实践，俾人才辈出，事业昌盛。”如今由朱显谟开创的土壤学和水土保持研究事业蒸蒸日上，水保所年轻一代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在黄土高原上开出了灿烂的绚丽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