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农校长关爱学子情

尊师敬贤，校长关爱学子是常被西农师生赞赏、自豪的优秀传统，其佳话迭出为人敬慕。今依据有关史料记述及见闻，略记前辈校长关爱学子几事，以彰显其精神并表达对先师前辈的怀念与敬仰。

于右任张家岗冬夜探学子

1932年，“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成立，公推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为校长。1934年2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成立，并开始在西安、南京两地召收首届学子123名，9月开学。

1935年2月的一个晚上，农专附高期未考试在即，于右任来校看望正在复习功课的学生。高职林科首届学生赵师抃（后为西北林学院教授）回忆到:“当时我们宿舍住有3人，于先生进来我们都惊慌失措，站立起来，不敢说话，心想，这样一位时代名人怎么能来我们这里。于先生一见到我们，笑容满面地坐在床沿上和我们拉起了家常。问我们是哪里人，农民的收成今年怎样，农民的生活怎样，受饿没受饿？我们一一作了回答。”严肃场面轻松起来，于先生鼓励我们，陕西刚遭大旱，这是由于没有树木或树木很少的缘故。你们学林要爱林，要立志把陕西乃至西北林业建设搞好，搞它一辈子。

先生晚年去台，仍对西农及学生情深，耄耋之年多次参加台湾西农校友学子校庆纪念等联谊活动，为《西北农学院台湾校友录》题签，师生目睹，敬仰感恩之情不已。

辛树帜爱学生如子弟

1936年7月，教育部指令辛树帜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当时他只身来西北，妻儿均留置原籍乡间，月薪500银元除个人生活费用外，多用于周济困难学生。爱学生如子弟。正如财务科负责人所说：“每月发工资前十天左右须提醒辛校长，不能再批取款条子，不然月薪支光了他还不知道。”

1936年秋，农专召收的首批学子108人入校，看到大灾荒劫后不久的学校遍地杂草，满目凄凉，自嘲为“一百单八将学子落草聚荒岗”。

开学之日，学校没有举办盛大的开学典礼，刚到校履职2个月的辛树帜亲自带领百多名学子参观学校农场，还特地摘来一筐当年甚为稀罕的西红柿让大家品尝。看到大家对于这种不甜不酸口味的蔬果难于接受，他风趣地而意味深长地说：“西红柿营养价值高，初吃很难入口，常吃便觉味道可口。你们初来西北黄土地，可能会像吃西红柿一样有点不适应，但你们多接近它、熟悉它，便会爱西北、爱黄土。”

1939年，家在宝鸡农村、毕业于西农附设高级职业学校的朱映南一日忽接辛树帜来信，对他考取中央大学教育系表示祝贺并询问有何困难。入学之前，朱映南回校向辛院长辞行，辛树帜再次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当听说路费已凑足时，辛树帜说：“农民的孩子，经济不会宽裕，我给你找个便车，省下路费到那里上学用。”辛树帜逝世后，朱映南写了吊唁信请求在追悼会上宣读，他说：“我在附高上学时，没有和辛院长有过接触，谁知他对我了解如此详细，关心如此周到，让我终生难忘。”

章文才帮助参军学子复学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西农多批学子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中国青年远征军或奔赴延安，积极投身抗战。其中68人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是当时陕西仅有几所高校中参军人数最多的学校。

抗战胜利后，1946年暑假前，西农参军学子退役复员来到南京。当时，根据有关规定，这批参军青年经教育部审查批准，可回原校继续学习或去其他院校。当时，百分九十以上的西农参军学子要求回西农复学，加之还有一批外校参军青年有志于农业，要求转入西农。等待审批办理复学或转学者人数众多，学校审核任务繁重，时任西农院长章文才亲自主持商定并审批办理参军西农学子复学及接收新生入学工作。不仅西农从军学子很快返校复学，同时也接收了一批从外校转来的优秀从军知识青年。如从山西大学英语系参军复员转入西农植保系的李振岐，后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在西农迎解放、护校，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及进军新疆屯垦成边中再次经受锻炼考验，成为功勋卓著的人民军队和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和骨干。

周伯敏贵阳解困学子兵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农参加青年远征军学子从印缅回国，在把一批十轮大卡和弹药从昆明运送到南京陆军部的途中，由于不拉私货，所以国民党不给好好供应汽油，走到贵阳就停了下来，没办法前进。求助无门的士兵群情激愤，遂到贵州省政府机关等处寻求解决。当地警察部门以妨害戡乱为由，将带头学子兵羁押，其中多人为西农参军学子。

经多方打听，得知原西农院长周伯敏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于是，选出陈泽民（后名陈冰，国立西北农学院1949届园艺系学生）为首的4人为代表出面寻求帮助。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周伯敏。看到陈冰一行，操着陕西腔的周伯敏问：“1944年你们弄学潮把我赶走了，现在还认我这个校长吗？找我干什么？”陈冰笑着回答：“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是我们的校长，我们岂能不认。”得知西农学子兵被扣的难事后，看到这些衣衫褴褛但充满爱国激情的学生，周伯敏心软了，赶紧招呼大家坐下，让他们吃了一顿饱饭，席间还特意让每人品尝了一小杯茅台酒，笑着说，这可是好酒，不过每人只能品尝一小杯。周伯敏还以关爱的语气说：“西农学生好，西农地方好，愿学生们报效国家，前程远大!”临走时，手书雄健豪放的一张便条，让陈冰等直接去贵阳警备司令部带走同学。

康迪关爱学生情深意重

西农解放后，康迪作为军代表成员接管西农。此后留在西农，历任教务长、副院长、院长，代理党委书记等职，执掌校务近30年。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有步骤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改革工作中”，西农新招生的一个专业班学生由于对该专业不了解，情绪不稳，学生不上课。系领导多次做思想工作都未解决问题。此时，担任学校教务长的康迪，亲自搬到这个班学生宿舍与学生同住，了解学生产生情绪的原因，讲明学校对此专业的计划安排及引进师资工作，康迪的诚恳态度和解释，使学生理解到学校办好该专业的措施决心，心中打消了疑虑，终于安心投入到专业学习中。

为深入了解教学一线实际情况，上世纪50年代，康迪亲自参与植保系“普通植物病理”教学，他认真写讲稿、教案，熟练运用各种教学辅助资料。课堂授课层次分明，重点清晰，要求学生重视实验课，认真写出实验报告，还风趣地对学生说，不要把孢子画成像电线杆一样。课后，康迪认真听取学生和教师意见，与教师一道探讨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

“一个大学的社会声望，最终决定于它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贡献。”康迪对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也十分关注。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西农的学生江朝余分配到中国农科院工作，为解决南方水稻“坐兜”问题，学习康迪提出并倡导的“三同”，长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湖南等地农村取得重大突破。康迪多次鼓励并几次请他回校为学生作报告，在校学生深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