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二队

一

虚岁十六那年，我去当了知青。

初中实际上只读了一年，然后就开始文革，一直在停课闹革命的状态中。那时我家里的情形很糟，父母被批斗审查，满街令人心惊胆战的大字报和冰冷的目光。我躲在母亲狭窄的小屋里，像一只受惊的小老鼠，苦闷和忧郁占据了十六岁的花季。

这时遇到女同学力勤。她几乎和我同命运，她爸爸也被打做“走资派”，被弄到长江边上的小县城巴东当搬运工，妈妈出身地主，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遇见她时，她正张着两只茫然的大眼睛在巴东街上徘徊，我们俩在江边的码头不期而遇，那段时间刚好我到巴东的嘎嘎（姥姥）家，没想到碰到恩施的同学。当下俩人站在街头就滔滔不绝地聊起来，我们在同一所初中上学，不同班，虽然认识，但在学校却没怎么说过话，此时倒像是多年的好友。一番交谈之后，我们迫不及待地做出了一个决定，结伴插队去！

十六岁的女孩被自己的果敢和即将面临的人生而大受鼓舞，心情振奋，想到马上就会摆脱身边窒息的空气，不禁如释重负。三天之内雷厉风行，自己办妥了报名登记、下户口等一切手续，我妈给我二十块钱，到街上花十五元买了一口木箱，收拾进一些衣物，又捆了一床被褥，于1969年腊月廿五，带着行李挤上了开往山里的班车。

要去插队的地方叫湖北省恩施县鸦鹊区（多年之后改名为崔坝），距我家当时居住的恩施城三百多里，不是每天都有班车来往，辗转两天之后才到了区公所报到。那里有一位人称“大脑壳”的干部负责接待知青，大脑壳看上去有点凶，但言语却温和，在决定往哪个生产队派的时候，他歪着脑壳征求我们的意见，要说我们人地生疏，哪分得清东南西北？但突然脑子里一闪，我跟力勤说，我们把行李放在区里，先到附近转转再说好不好？

大脑壳说可以。我和力勤就走出区公所，漫无目的地沿着公路往东走去。正是冬季，即便是南方的山上，树叶也早都枯黄了，有气无力地掉落着，脚下的公路是沙石路，走着走着，小石子就钻到了鞋里，不一会儿就得站住脚，脱掉鞋磕打几下，把里面的石子儿倒出来。

鸦鹊是离县城最远的区乡，我们读书的恩施二中插队可以从三个区选择，另外两个是屯堡和鲁竹，离城只有几十里，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那两处，可我和力勤的父亲是走资派，自觉低人一等，只想离人们远远的，最好是没人认识的地方，也不管人们流传“走到鸦鹊水，见他妈的鬼，吃口苞谷饭，没有漱口水”，又缺水又穷。

沿公路走了好一阵，一条路灰不溜秋地往前延伸，似乎是无穷无尽，再走只怕回来天就黑了。力勤说，我们回去吧。我不甘心，说再往前走走。上了一个小坡，又往下走了半里地，突然看见路旁不远处有一口深潭，我的心一下子欢跃起来，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一口气跑回区公所，对大脑壳说，我们就去有那边有一口潭的生产队，大脑壳想想说，哦！你们说的是水龙潭吧？他提起笔往我们的派遣证上填了一行字，然后说，去吧，我让公社来人接你们！

那行字写的是将要去往的：鸦鹊区幺牌公社幸福二队。

公社把我们送到大队，大队送到了幸福二队的崔队长家里，崔队长一家三口，儿子华娃子跟我们的年龄差不多，大门外一下子围上来二队的男女老少，兴奋地指点着我和力勤，人进人出的像过年一样。过去很少有城里人光顾，蓦然间来了两个脸跟灰面一样白（当地人就是这样形容的）的女学生，幸福二队的人又惊讶又欢喜，几乎天天都有人上门，手里拎几个鸡蛋，或是一把腌菜，华娃子更是将一班年轻人召了来，有大胆的女孩儿就上前来拉了手儿问这问那，你们是打城里来的吗？城里都有些啥？看电影还要到屋里去看吗？

突然间，感觉到很受抬举，一种暖烘烘的感觉从头到脚，心里温暖而踏实。更何况，我们将自己养活自己，对于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少年来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一种发烫的力量在胸中膨胀，我们在月光如水的山野里唱歌，对着苍茫而黝黑的群山一串串傻笑，那种滋味兴奋而又放松。很多知青把插队当作受苦受难，但对我和力勤来说，从极为压抑的环境里来到幸福二队，却是获得了一种自由。

在崔队长家的阁楼上暂住了一两个月，生产队为我们在梁子上的保管室搭了一间偏屋，我和力勤搬了进去，开始真正的独立生活。砍柴挑水，这些最基本的活，都是免不了的。水龙潭边有一口井，方圆十里之内的吃水都得到那里去挑，我们算是离得最近的。但尽管如此，去时下坡，回来一路上坡，下雨时节，小路上的黄泥稀烂，稍有不慎就滑一个跟头，桶也摔了，水也洒了，浑身透湿。力勤比我小一岁，但却比我能吃苦，每逢雨天，她就抢过扁担去挑水，戴一顶竹笠，两桶水压在肩上，她努着劲儿往坡上爬，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走一步往下滑半步，累得吭哧吭哧的。但力勤从未叫过苦，幸福二队的人都以为她一定是苦出身，实际上力勤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还当过县长，对子女管教甚严，给她和两个弟弟起的名字都是勤、学、奋。

力勤长得漂亮，尤其一双眼睛大而明亮。夜里我们抵足而眠，挤在一个被窝里，常常是说一阵话后，她便朦胧睡去，我则就着一盏挂在墙上的小油灯看书。有时看到半夜，转过头见睡在那一头的力勤还半睁着眼睛，以为她没睡着，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她的大眼睛即使闭着也合不拢眼皮。



二

我和力勤大桶挑水，大锅做饭，农忙时，红火太阳下，从田里匆匆赶回小屋，几把搂起柴火，用干透的枞树毛点燃大灶里的火，我在锅台上操持，做“瓜洋芋”吃。这是幸福二队的人常做的最简单的饭食，从屋后摘来一个小嫩南瓜，也不用去皮，和洋芋切成砣砣，先放点油炒一炒，然后舀一瓢水加进锅里，煮得快熟时，香气把小屋都熏满了，然后将调好的苞谷面搅匀倒进去，咕嘟一小会儿就可以吃了。就着乡亲送来的酸萝卜、腌菜、榨辣椒，一人三大碗瓜洋芋，吃得十分香甜。几个月过后，我和力勤再也不是“脸白得像灰面”，脸上晒得黑红，体重迅速增加，五大三粗，能从十几里外背回七八十斤重的柴火，能挑起百十斤的粪桶。

好些年之后，我在武汉东湖一带工作，我妈有一天熬出一罐排骨萝卜汤，喝去却有些苦，我妈没给萝卜去皮，说萝卜小人参，皮蛮好的。我说苦，我妈说苦什么苦？你忘了你们插队的时候，经常就吃一大锅无油无盐的萝卜，那皮不是也没刮？怪的是你和力勤还都长得胖胖的，比现在胖多了。我一想，是啊，那时候吃什么都是香的。

那年春上，人们撤干了水龙潭里的水，挖塘泥做肥料，一下子打捞起许多鱼儿来。最大的一条青鱼有八仙桌那么长，这在山里很少见。队长想分给大家却不好分，合计了半天问有没有人买，四块钱？也没人答话，幸福二队的人那时都非常缺钱，两分钱买一个鸡蛋，一角钱称的盐可让全家人吃大半个月，四块钱对他们来说是一笔过于奢侈的巨款。崔队长的眼睛直朝我和力勤看，脸上带着苦笑，他知道就我和力勤手里有点活钱。知青下乡头一年，政府每月给七块钱安家费，与幸福二队的人相比就跟财主差不多，我们隔三岔五到崔坝街上去赶集，不光买油盐，有时还打酱油，幸福二队的农户除了过年，平时没有人舍得吃酱油。

一咬牙，我们就把那条大鱼买了，沉甸甸的不知怎么处理，我自作主张，做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将鱼剖成两半，说一半红烧，一半做成糖醋鱼腌在那里慢慢吃。鱼在锅里煮了片刻，香味便传了几里地去，我们住的保管室在山梁上，那香味自是四面八方地游走，鱼还没熟，门前已聚了好些人。我们和门前的人一起分享了那半条鱼。鱼汤好鲜，幸福二队的人说那是因为放了酱油的缘故。

另外半条认真做成了糖醋鱼，醋没有卖的，就向一家农户讨了泡菜坛子里的酸水替代。烧好以后舍不得再吃，用一个钵子装了放在灶头。没想到第二天引来了千军万马，却是敏锐的蚂蚁排成了两条黑黑的长队，将钵子里的鱼肉忙碌地搬向它们的洞穴。我和力勤无论怎样舍不得，也只好把那钵残缺的鱼连同仍然战斗不止的蚁们倒进了猪圈，心中的懊恼自不用提。一条大鱼似乎根本没有解馋，稀里糊涂就没了。但这条鱼在幸福二队的人嘴里流传了很久，地头田间，说出各种各样的做法，反复地咀嚼，成了一时的盛宴。

虽然年纪还小，已懂得计划开支，每月划算只吃一次肉，吃肉的日子便感觉像过节一样。一次好不容易割回二斤鲜肉，长长的一条，像集上的剃头匠用的那条铛刀布，到家将肉放在灶上，就和力勤到屋后扒些干枯的树枝，准备烧火弄饭。不想抱着柴火走到门口，却见一条黑狗叨着那块肉从屋里冲了出来，不知是哪家没德性的狗，居然闻到肉味，趁屋里没人偷偷摸进门去，将肉从灶上扯下来就啃。我们不顾一切追上去，又是叫喊又是扔石头，那狗拼命逃窜，紧紧含着那条肉，跑跑停停就是不松口。穷追猛打半里地，狗才极不情愿地丢下肉跑了。到跟前一看，肉已被撕去大半，仅剩了一点皮连在骨头上。我俩对着那点皮发了半天呆，到底还是捡了回来，在锅里熬了半碗油渣子，合在萝卜里吃了好几顿，不管怎样，还是比没肉的滋味强。

后来便划算我们自己喂一头猪，心想把每日的剩菜剩饭利用起来，再手脚放勤快打些猪草，到年底也就有了大肥猪可杀，梦想学当地的农户用松柏树枝熏成腊肉，拿一些回城里过年，可在父母姐弟面前炫耀一番。还有一些余下的挂在灶头，想吃的时候便从容地割下一刀来，或炒或煮。

不久集体的母猪下崽，队里照顾我们，将生的第一头小猪崽，最为强壮的“头子”卖给了我们，一块钱一斤，总共给队里交了十二块钱。头子比同窝的猪崽要欢实得多，生相活泼，两只耳朵忽闪忽闪地走到人跟前，你刚要伸手摸它，它一扭身就跑了，跑几步又回头看看，意思像是让你过来，等你走近两步，它又一颠一颠地跑了，嘴里愉快地直哼哼，眼神里满是得意。

有了猪可我们没有猪圈，头子因此便成了幸福大队最自由的猪，白日里满世界疯跑，夜里便睡在我们床下。头子善解人意，从不在屋里拉屎撒尿，只是夜里放松地打鼾，细细地一起一落，好像山里刮过的小风。

一天，我们正在坡上挑粪，突然有人高叫，说叶梅，你们的猪掉到粪坑里了！我们忙跑回去，那粪坑有十几米深，我们心想头子死定了，没想已有人将它捞了起来，它满身污垢地躺在地上，却还喘着气。给它洗了一个澡，一夜安睡，第二天就又活蹦乱跳的了。幸福二队的人都奇怪，说知青的东西真是好养些，猪都淹不死，还有叶梅她们种的南瓜，肥也不上，倒长得硕大硕大的。

强壮的头子自然吃的也多，我们那点剩菜剩饭根本不够。在田里做活歇气的时候，男人们喝叶儿茶抽旱烟，我和力勤便同幸福二队的妇女们一样，半点工夫不敢耽误地打猪草。收了工哪怕累得腰酸腿软，也得先到水龙潭把猪草淘净了才回屋，吃过饭就剁猪草，夜里把剁好的猪草放到尚有余火的灶上焖着。为了节省柴火，乡下都是这样煮猪草，随便走到哪家，都会闻到一股难闻的半生不熟的青草味，有了头子，我们的小屋也跟乡间的人家一样了。

即使这样，头子的吃食还是不够，有时急了连板凳脚都啃。隔壁保管室给集体喂猪的梁伯娘看出我们的窘迫，常常偷偷地将集体猪的食料舀一瓢倒在头子的小盆里，然后快步走开，远远地站着，满脸慈祥地看着头子狼吞虎咽。

梁伯娘的女儿菊子和我们同年，常常拉我们去她家吃饭，幸福二队的人家里都不富裕，可生性好客的土家人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好吃的留着给客人。在梁伯娘家，除了吃到稀罕的腊肉，还有伯娘煎出来的鸡蛋卷，她用一个小小的铁火炉，放几块干柴烧成的炭，架一个小锅儿，用勺子将打好的蛋液轻轻地倒进去，摊成金黄的蛋皮，再放进豆腐芝麻粒，就在锅里卷好了再煎上片刻，一个小巧的蛋卷儿就随着香气出锅了。我们在一旁看着，口水直滴，说伯娘，您家太过细了。梁伯娘笑着不慌不忙地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东西要做得好吃，就要过细。

真到金黄的蛋卷摆上桌，我和力勤却舍不得动筷子了，那就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梁伯娘家里人一个劲地催我们快吃，后来索性将蛋卷一个个夹到我们碗里，他们自己却一口也没尝，说，我们都吃过了。你们俩赶紧趁热吃吧。

那年月幸福二队的好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蛋卷对谁家来说都是极奢侈的，但梁伯娘一家为了我和力勤，把自家人过年都舍不得吃的，都拿出来了。

头子还没长大，我被区里抽送到县里的文工团学演《沙家浜》去了，力勤在乡下待到年底，回城时将一块肉送到我家来，说快过年了，别人都劝她把猪杀了。我半天没言语，我不想吃那肉，虽然我妈将肉炒出来，说好嫩好嫩。我的眼前晃动着头子在场坝上欢跑的样子，还有梁伯娘站在保管室门前，手里提着喂了猪食的瓢瓜，缺了牙的微笑。

梁伯娘，菊儿，还有幸福二队的乡亲，对我们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