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二队

三

不管有月亮或无月亮的夜里，弯弯的山道上都会有浑厚而深长的号角由远而近，那声音时高时低，时长时短，有着很强的穿透力，在寂静的乡野里独一无二地飘荡着。那往往是在我和力勤吃夜饭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是二哥吹着牛角朝保管室走来了。二哥姓龙，光头上盘着一卷黑帕子，一身宽大的对襟黑褂。早春天气，他已大敞着胸，骄傲地露出结实的肌肉。二哥单身一人，收工回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当幸福二队的大多数人家都还在煮饭喂牲口忙碌不停的时候，他早已丢下筷子碗出了门。

二哥从容不迫地走在昏暗的夜色里，他对四周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高低不平的小路不会硌了他的脚。他从容地走着，又从容地举起手里的牛角，然后“呜——”一声潇潇洒洒地吹了起来。那是一只巨大的牛角，黑褐黑褐的泛着光泽，像玉石雕刻而成，二哥用一根红绸将牛角的两头拴住，那样不吹时便可挎在胸前歇歇手。二哥的牛角只有二哥才吹得响，那需要十分的气量，我和力勤曾拿起来试过，任凭吹破嘴皮，也摆弄不出半点声音来。

走着的二哥不久就来到保管室的场坝，也就是我们住的梁子上，二哥居高临下地朝四面八方吹上一回，幸福二队的年轻人就都从自家的窗户里听见了，他们慌张又兴奋地丢下手里的活，也顾不得爹妈的叫唤，就三三俩俩地到梁子上来了。

先到的二哥会来我和力勤的小屋跟前，却不进门，斜斜地靠在了门边上，笑着问：吃了吗？二哥脸色黑红，牙齿雪白，即使在沉沉的暮色里也能看得出来，二哥的门牙之间有着一条宽宽的缝，这使他的笑容总显出几分天真。我们说正吃呢，二哥你也吃点儿？二哥说不，已经吃过了。他又偏着头打量我们的锅和碗里，说你们就吃这么点儿，像喂猫儿的，塞我的牙缝都不够。二哥说的是实话，他的食量和力气不仅在幸福二队，但凡知道水龙潭的方圆几十里都远近闻名。

干活在二哥来说是一件最为愉快和得意的事情，无论是在集体上工还是给私人帮忙，他都从不吝啬力气。他一手可举起半扇石磨，一肩挑起二百多斤，锄头和粪桶要比一般人大两倍。二哥锄起草来像猛虎下山，他微微弯着腰，两条腿刷刷地移动着，雪亮的锄板翻得人眼花缭乱，一眨眼就把旁边的人抛下老远。挑粪背柴的身架更是好看，背上的柴火总是堆得小山一样，却是腰不弯背不塌，吆喝一声“起哟——！”就呼呼生风地走起来，那步子是一溜小跑，带着强烈的节奏，若是挑粪，即使上坡下坎，也洒不下半点来。二哥酣畅淋漓干活的同时还会眉飞色舞地同人说笑，或是大声大气地喊一阵山歌，显出他对各种活计的挥洒自如。二哥劳动的样子令人陶醉，后来我看过许多专业的舞蹈，都觉得没有二哥劳动的样子好看。

二哥力气大，二哥一顿就能吃下一撮箕红苕或者洋芋。因为他的食量，二哥到了该论婚姻的年龄却一直没说上媳妇。相亲的来过好几拨，看看二哥四壁空空的家，明白二哥是属于挣几多就吃几多的人，不敢再回头。我们很替二哥不平，觉得凭二哥劳动时的英武，无论哪样的姑娘都是配得起的。

幸福二队的人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很稀罕地吃上一回米或纯苞谷饭，平时都是洋芋出来吃洋芋，红苕出来吃红茗。二哥一张嘴说话就是一股红苕味儿，他看着我们锅里白米饭的眼睛闪闪发亮，但二哥不吃我们的饭，我们一次次地请他，甚至把饭添在碗里端到他面前，二哥都绝对不肯。他会生硬地别过头去，顾左右而言他，说这些家伙们，怎么还不来？

说着话，家伙们就一个一个来了，他们大都是幸福二队还没有成家的年轻人，女娃子拿着针线鞋底，儿娃子拿着锣鼓家业，大家围坐在保管室里，先替集体掰苞谷籽。吊在房梁上的苞谷棒已经干了，用筷子一戳，苞谷籽就哗哗地掉下来，一点也不耽误嘴里说话。干过一阵，二哥会说差不多了，把锣鼓支起来哟！儿娃子们就兴高采烈地敲起了鄂西大山里最时兴的花锣鼓，女娃子坐在一旁扎鞋底唱“十姊妹”。

夜里的活是二哥自告奋勇地找崔队长讨来的，穷兮兮的二哥从不愁眉苦脸，他快乐地干活，快乐地吹牛角，敲花锣鼓，年轻人都愿高高兴兴地跟着他。早春时节，入夜里便有了浓浓的寒意，大家会用包谷芯子烧起一堆火，烤得脸上都红彤彤的，像抹了胭脂。大家分享着各家带来的炒苞谷花或是红苕片、豌豆籽儿，又往火堆里丢一撮箕洋芋，片刻工夫便会有香气四溢，大家抢着用一根树棍从火灰里刨，顾不得烫手，拍打拍打剥了壳就呵哧呵哧地吃，到最后，人人吃出一个黑嘴巴。

那些日子里，二哥的牛角就那样夜夜都吹着，它伴随着我们的知青岁月。后来，我和力勤离开了那座梁子，但一直在回想二哥的牛角，一直在猜想二哥究竟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四

我们在幸福二队辛苦踏实又快乐地干着。

突然有一天下午，区里带话让我们去，说有事情要找我们。我们很意外，不知何事。到了区里，跟我们谈话的还是“大脑壳”，他先是说，大家都说你们俩干得不错哇。

接下来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大脑壳说，供销社准备招工，区里决定让你们俩报名。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两张表，郑重其事地给我和力勤一人一张，我们傻乎乎地接过来，真是喜欢得不敢相信。想当初在城里下户口时，我们都曾悲壮地想，这就是一辈子当农民了！哪还敢做梦成为一个拿工资的“工作同志”呢？

暮色黄昏，我和力勤手里捏着招工表，沿着沙石子路往家走，幸福的感觉浓浓的，就跟那渐渐来临的夜色包围着我们。我们一路说个没完，猜想今后到了供销社是让我们卖糖呢，还是像经常去到的打酱油那儿卖酱油呢？私下里，我想还是卖布比较好，要说布票实在太紧张了，如果卖布是不是会有些布头内部处理？这样做件小内衣什么的方便多了。

但紧接着没几天，县里要办《沙家浜》学习班，每区去一个人，鸦鹊区选了我去，说是只有一个月时间，去了回来再接着说供销社的事。于是我就去了县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群里，每天咦咦呀呀学唱“智斗”，然后是“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练功，走台步，背着新四军的枪，随着锣鼓点子跑龙套。

力勤一人留在了幸福二队，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独自在小屋里。虽然幸福二队的年轻人常常来梁子上聚。但热闹总得散去，我们住的小屋离最近的人家也隔着一道山湾，于是她每晚睡觉前都先在门上顶一张吃饭的桌子，再放上两把椅子，这样来压住一个少女的恐惧。后来被梁菊儿她们知道了，晚上赶来给她做伴，这样才好了。

我在县里待了一个月，跟着一帮人学演《沙家浜》，稀里糊涂的，也不知怎么学，其实是让我们去跑龙套，让我扮一个抱孩子的少妇，上台来就摔了一跤，心里很不愿意，那时候恋爱都还没正式开始，就去扮一个抱孩子的，心里好别扭，老想着回幸福二队去。但学习班结束之后，《沙家浜》还得继续演，各区抽来的大都回去了，但留下几个，我是其中之一，想走还走不了。后来又说要将我就地招工，去学乐器，虽然我内心不情愿，但被几层人管着，动也没法动，就那样人在曹营心在汉地留在那儿了。这事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一开始怎么也没想到的。

可力勤一直守在幸福二队，在我去县城半年后，有工厂来到幸福二队招收工，区里推荐了力勤，可她却不肯去。招工的人十分纳闷，专门找到她动员，她只是死活不肯，人家不解，问知青都招工了，你为什么不愿走啊？力勤半天才说：“我要等叶梅，我们说好了一起走的。”

这话很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我被正式留在了文工团，而力勤直到同时下乡的人都走光了，乡下的知青几乎只剩下她一个，她才进了一家印刷厂。她从未对我说过她是怎样孤独地守在乡下，守着我们的友谊，守着我们说过的那句话“我们一起走”，她吃过的苦在我面前只字未提。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了当年去幸福二队招工的人，他说，咳，彭力勤那个人啦，对你真是够朋友的。从他那里，我才听说了力勤说的这些话。

我好久无语。后来我问力勤，她只是笑笑，我只能从心里说，力勤，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与力勤的友情一直在延续，力勤上班的那家印刷厂离我所在的文工团相距很近，我们下了班就在一处吃饭、聊天，又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我后来调到武汉工作，她从几百公里外的恩施赶到武汉出差，总要到我家住上一两天，进门来就干活，做饭洗涮跟自己家一样，她的脾性跟在幸福二队的时候一样，一点都没变，常常舍了自己去为朋友，为他人，还一声不吭。

时光飞逝，鸦鹊崔坝那地方，80年代有了通往武汉的318国道经过，新世纪之后又有了高速公路和宜万铁路经过，过去的闭塞偏僻变为分外的热闹繁华。幸福二队因为离区镇近，也渐渐似乎缩得不见了，多少次乘车从那条曾经的沙石子路——后来的国道上走过，我都竭力想好好看一看幸福二队的模样，但一切都变得认不出来了，只是远远地，看见那座梁子还立在那里。让人分外地想念曾经的那一片静谧朴素的土地，在脑子里，就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清澈的水龙潭，弯曲的田间小道，包着头帕的崔队长，还有那些幸福二队的乡亲们。

1979年，我的第一篇小说《香池》发表在《长江文艺》，小说里的故事便是以幸福二队的一个女子为原型。知青生活为我开启了生命的另一扇大门，通往乡村和民间，通往那些最为朴素真切的自然和人性，懂得了生活，懂得了珍惜。我一直深深地感激幸福二队所有的乡亲，感激养育过我们的那片土地，让我从十六岁那年真正走向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