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矛盾调解，构筑平安基层 ——新枫桥模式视角下合肥市三里街“无讼社区”路径探索

1. 基层社会矛盾带来社会问题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等各方面深刻变化，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纠纷。尤其是在基层社会中出现了矛盾，这些矛盾纠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处理不当不仅会危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还可能造成群体性聚集事件或不良事端，直接制约基层社会的安稳大局。通过妥善处理好底层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矛盾，积极调整社会利益格局，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基层人民创造力、增加相处的和谐因素，维护基层社会安稳。

2. 国家关于完善基层矛盾调解途径的政策要求

党的二十大的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3. 三里街街道关于基层矛盾调解的传统实践及困境

近年来，合肥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城市基层治理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动力量下沉，全面优化设置党组织，全方位构建“党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全心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努力让市民在城市发展中享受美好生活。
其中，合肥市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建设了省首家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和 谐示范社区”、“安徽省社区党建示范街道”等近 200 项中央、省、市荣誉称号。近年来在社区基层治理方面，三里街街道取得显著成就。三里街街道党工委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开展“三情”大走访工作，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三里街街道链接辖区派出所、物业公司等，发挥红色小管家、楼栋长“人熟，地熟，情况熟”与社区民警“懂法律，讲政策，会调解”的优势，通过“板凳 议”“周四来说事”露天党群议事会等方式，收集辖区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 数十条，就居民反映的问题或矛盾进行协商，共建共治，让居民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有效协商解决了小区电梯维修、绿化改造、便娱乐民设施建设等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建立《三里街街道矛盾纠纷问题处理台账》，每周召开“三里街街道‘三情’大走访活动布置会暨信访维稳工作调度会”，实行小区楼栋长“党员干部进民家”机制，切实发挥基层“信息收集者”和“问题处置者”的作用，形成“社区党组织收集整理—部门（社区）对接办理—领导督办回头查看”的为民解难办事闭环管理机制，对于矛盾问题能够及时予以解决的，街道安排相关人员第一时间着手解决，对于涉面复杂、长期追踪的纠纷诉求则需要上报上级部门，联动区域综合资源，跟踪闭环处置。

4. 青年投身基层实践的现实需要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全面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策部署，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青年为本，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把服务与成才紧密结合，让青年有更多获得感，促进青年在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实现全面发展；坚持全局视野，从战略高度看待青年发展事业，党委加强领导，政府、群团组织、社会等各方面协同施策，共同营造有利于青年发展的良好环境。基层是青年人施展才干的广阔天地。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联合三里街街道在三里街街道强化街校共联治理机制，推进社区基层治理和平安建设，为青年学子深入基层、奉献青春提供了平台。
 
（二）目的及意义
1.尊重社区首创精神，推广解纷鲜活经验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重在实践，贵在创新。“枫桥经验”能 够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基层干部群众及时总结成功做法，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制度层面的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近年来，三里街街道在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中下功夫，不断取得新成效，总结新经验。本次实践调研团队前往合肥市三里街街道，旨在学习、总结该街道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经验，并采用可操作的、有效的方式将其经验推广至合肥市、安徽省等，为其他社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提供有益借鉴。
2.了解街道居民需求，丰富矛盾调解模式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呈现一些新特征新变化，矛盾纠纷涉及的 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争议内容也更加多样，居民矛盾纠纷调 解需求不断变化。本次实践调研帮助三里街街道及时、准确了解居民需求，发挥基层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切实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准确了解街道居民需求的基础上，三里街街道能够以此为基点丰富矛盾纠纷调解模式，适应社会矛盾纠纷的新特征、新变化，满足居民需求，提高解纷工作效率，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3.反思解纷不足之处，提供解纷全新思路
本实践团队走访三里街街道，全面了解其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日常工作机制以及如何构建多元矛盾纠纷处理平台，从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视角反思、探寻现行模式是否存在不足之处，并给出合理建议。同时，调研团队也将学习现有的、有效的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经验，深挖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在调研了解街道居民的主要调解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基层组织的有益经验与调研街道的实际情况， 向该街道提供解决纠纷的新思路。针对性地提供解纷全新思路能够提高三里街街道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质效，完善原先模式的不足之处，增强社区凝聚力，同时也可以为存在相似问题的合肥市乃至安徽省其他街道提供问题解决思路。
4.把握“枫桥经验”科学内涵，提高现代化治理水平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呈现一些新特征新变化，矛盾纠纷涉及的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争议内容也更加多样，唯有整合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和力量，不断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才能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通过本次调研团队成员能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在三里街街道“平台共建，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路径”、“网格赋能，充实基层矛盾纠纷调解队伍”、“阵地活用，妥善解决群众身边的矛盾纠纷”等具体工作特色下体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深刻把握“枫桥经验”科学内涵。
5.融合理论实践，挺膺青春担当
在本次实践调研中，实践团队通过问卷调研、采访问答、实地走访等形式了解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调研，直面社会矛盾，理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深刻认识法律的社会功能，加深对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的理解，增强团队成员的法治意识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团队成员也将通过此次调研讲好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生动故事，深化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解，通过讲述实践故事传递青年声音，担当青年责任。

• 研究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快速转型，经济日益活跃，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多元、人民要求日益提高、道德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及基层群众自治能力弱化等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认真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面研究“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特点、发展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推进法治化构建和制度创新，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基于此，本团队对合肥市三里街街道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展开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三里街“无讼社区”建设路径，总结三里街街道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先进经验，找出三里街矛盾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可行的解决建议，以完善基层矛盾调解机制，深刻把握“枫桥经验”科学内涵，推动诉源治理的有效实施，促进基层治理的发展与完善。   

1. 理论价值

本文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拓宽传统法学理论的视野，将纠纷解决的范畴从单一的司法途径扩展到包括调解、仲裁、协商等多种方式。深入探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逻辑，有助于加深对法律调整机制和社会秩序维护原理的理解。此外，当前我国学界对于诉源治理的理论研究呈现不充分的现状，本文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

2. 实践价值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研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无讼社区”建设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提升总体纠纷解决质效。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社会矛盾纠纷更为复杂，解决难度明显增大。该课题帮助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妥善高质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司法制度与程序的刚性、场域的严肃性，给当事人提供通过充分沟通对话协商妥善解决矛盾纠纷的平台可以使司法的亲民性、温情性、灵活性得到更大程度彰显，当事人案结事了、服判息诉的概率更高，纠纷解决的质量由此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大量案件均化解于调解、和解、公证、行政复议等程序中，无须历经漫长的一审、二审诉讼程序，当事人能够得到更加高效的权利救济和案件处理结果，总体的纷解决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其次，有利于社会治理。我国现在正处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交汇期，人员成分、组织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矛盾的复杂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和挑战。该课题帮助三里街发现矛盾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困难，提供解决建议，有利于推进基层社会的良法善治，涵养培育基层社会的良好秩序和社会风尚，从根源上解决治理难题。这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 所强调的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治理观念和“共建共治共享”一体化治理方式的集中体现。
此外，还有利于减轻司法负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院面临“诉讼爆炸”的现象。完善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能够有效减轻司法负担，为司法“案多人少”问题寻求最优解。该课题帮助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动诉源治理有效实施，有助于持续降低诉讼增量，化解诉讼存量，使大批量的小额、简单民事纠纷过非诉讼多元化纠纷解决路径得以有效处结，从而大幅减少人民法院受理诉讼基数，从而使人均受案量显著下降。
（四）研究思路

（五）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

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政府网、省政府、省民政厅、合肥市政府、市民政局网站等渠道，查阅国家、省、市在推进基层矛盾调解的相关政策文件和学术研究成果，梳理基层矛盾调解的发展历程和各地的实践探索，对新枫桥模式视角下三里街“无讼社区”建设进行初步探讨，为本文的研究架构与方向奠定基础。

2. 问卷调查法

正式调研前，针对性面向社会公众进行性预调研，发放问卷154份，通过问卷，进行需求性分析、重要性分析与效果分析，检验问卷信效度，完善正式问卷中的问题，以提高研究结果的质量、准确度，明确“了解三里街矛盾调解经验，推动形成合肥特色矛盾调解经验”的调研思路。
实地调研过程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普通群众和调解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有效回收普通群众问卷1060份，调解人员问卷32份，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了解三里街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实际情况以及群众和调解人员对于基层矛盾调处和解的看法和建议。

3. 实地调研法

在三里街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及其辖区内各个社区（三里三村社区、铁路一村社区、凤阳一村社区、临淮路社区和天长路社区）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及周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参观街道平安建设部、综治中心、司法所等矛盾调解机构，实地走访“左邻右舍”百姓说事点（合肥首个“百姓评理说事点”）、“红色物业”等三里街特色矛盾调解品牌，旁听“周四来说事”党群议事会，参加街道司法所与天长路社区共同开展的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全面了解三里街街道现有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及相关硬件配套设施。


图1-1为团队成员在三里街矛盾纠纷化解中心合影（上）与参与平安宣传工作（下）

4. 深度访谈法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三里街街道及其下社区的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进行深入交流。访谈前，精心准备访谈提纲，围绕矛盾调解设计出一系列针对性问题。访谈过程中，既保持对访谈结构的适当控制，确保访谈不偏离主题，又充分展现灵活性，根据访谈的实际进展和受访者的反馈即时调整问题，以激发受访者的积极参与和深入分享，在确保访谈系统性和有效性的同时，促进信息的全面收集与深刻理解，深入了解三里街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及其现存问题。

 

图1-2 团队成员采访社区工作人员与人民调解员

5. 案例分析法

通过查阅卷宗了解三里街街道相关案例，选取其中涉及家庭矛盾、邻里矛盾等社区常见矛盾纠纷的典型调解案例，兼用影像记录法，以拍摄情景剧的方式再现这一矛盾调解过程，并结合相关文献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深入理解基层矛盾的特点及三里街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经验，进一步探索三里街“无讼社区”建设路径。

6. 比较分析法

通过将三里街街道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经验与其他地区，如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街道港云里社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街道清泉街社区等，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三里街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经验的亮点和不足之处，并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合理的发展建议。
 
二、三里街街道现状分析
（一）调研地基本概况
在为期七天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分别面向三里街的居民与工作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高效准确地收集居民问卷1060份与工作人员问卷32份。
1.受访者基本情况
             
图2-1 受访者年龄分布
根据调查数据，受访者年龄分布呈现较为平均。受访人群覆盖“60岁及以上”（12.26%）、“46-60岁”（17.08%）、“36-45岁”(18.9%）、“26-35岁”（29.53%）、“18-25岁”（14.43%）“18岁以下”（7.74%）多段年龄层。样本数据较为丰富，可以多角度展现了不同年龄段层面对瑶海区三里街基层社会治理与，矛盾调处现状的理解。
 
            
图2-2受访者学历水平
受访人群的学历水平分布覆盖范围广。“中小学及以下”（3.87%）、“高中（13.4%）”、“职业中专或大专”（24.34%）、“本科”（44.34%）、“本科以上”(14.06)。不同学历的受访者能从不同视角，全面反应对于三里街矛盾纠纷化解水平的真实认识，对于其基层治理情况能有较为独立与深入的了解。
2.三里街矛盾调解的难点
 
     
图2-3受访者对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了解程度
受访群众中，对所在社区的基层矛盾纠纷调解的相关工作的了解情况各有不同。在受访者对矛盾调解工作的了解度调查中，结果依次是“很了解”（20.75%）、“了解”（28.21%）、“基本了解”（25.85%）、“不了解”（15%）、 “很不了解”（10.19%）的受访者。反映出在矛盾调解工作方面，与群众关系尚不够深，宣传力度不足，未来可以加大实地宣传力度。
 
图2-4所在社区或街道的特色矛盾纠纷调解制度认知调查
根据上图的数据，受访者中超过80%的群众表示三里街没有形成特色的矛盾纠纷调解制度或不了解三里街的矛调制度。反映出在制度建设方面，三里街街道缺乏结合实地状况创造的特色制度，应从实际出发，融合优秀地区经验与现有成果，构建特色矛盾调解制度。
3.重要性分析

 
图2-5特色制度推广的重要性分析
通过对受访者进行调研，数据显示有71.79%的受访者认为地区特色的矛盾纠纷调解经验经过科学归纳总结能够应用到其他地区，结合上文多数群众认为三里街街道尚未形成特色矛盾调解制度的数据，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三里街街道构建特色矛调机制，并进行科学归纳推广的重要性及其可行性。
 
 
图2-6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制度的重要性
图2-10中关于基层矛盾调解制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有何重要意义与价值这一问题，数据显示结果依次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进人民福祉”。直接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基层调解重要性的肯定，体现改进完善调解制度，从而在国家、社会、人民三个层面实现全面进步的重要价值。认为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的人数占据了据大部分，从正面反应了乡村法律援助对
4.三里街矛盾调解的优化路径
 
 
图2-7 居民对矛盾调解效果的评价
根据图2-11显示，居民所在街道或社区基层矛盾纠纷调解的调解效果评价较为不同。在关于矛盾纠纷效果的调研中，结果依次是“非常好”（28.38%）、“比较好”（28.47）、“一般”（18.42%）、“不太好”（18.92%）、“很差”（5.98%）。反映出群众对于三里街矛盾纠纷化解结果态度整体较好，反映出三里街街道以人民中心的服务态度以及完备的多元主体化解纠纷的调解体系。
 
 
 
图2-8 完善盾纠纷调解制度可行路径
图2-12显示，当前完善矛盾调解助制度建设存在多条路径强化，并存在不同的认可度。如上图所示，在众多的可行路径中，提升调解员专业素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调解方式最为突出，充分反映了当下社会调解员普遍重“人情”而缺“国法”判断是非、法治素养缺乏的现象，以及当前调解方式不能满足群众需求的现状，侧面突出调研群众需求，助力矛盾调解制度完善的现实意义与重要性。此外，从完善矛盾调解制度的其他可行路径来看，可以充分反映目前基层人民调解还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并针对性的加以改变。
 
图2-9 矛盾调解工作人员对其工作打分统计
根据图2-13数据显示，矛盾调解工作人员根据“矛盾化解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与知识水平”、“矛盾化解工作体系完备程度”、“矛盾纠纷受理速度与便捷程度”和“矛盾化解整体工作效率”四项标准进行打分，直接反映出三里街街道在矛盾调解制度建设方面的优化路径，表明提升调解员水平、提升调解工作的速度与效率、提升整体工作水平的完善路径。
 
（二）三里街矛盾调解的困境
1.矛盾调解的能力不足
基于三里街街道的司法人员拥有庞大的案件处理量与司法工作压力，无法满足群众经济、高效的解纷诉求，导致基层解纷数量与矛盾调解的需求不匹配的这一普遍困境。三里街街道下辖社区是熟人社会，多数群众都不愿启动诉讼程序，因此以目的为导向推广以街道、社区为主体的矛盾调解，发挥矛盾调解在解纷中的作用，可以减轻司法压力，有助于实现基层人民群众自我解决纠纷，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基层。
经过调研，团队总结出三里街人民调解存在能力不足的三点困境，表现为如下。第一，进入矛盾调解领域的案件数量相较于法院少，矛盾调解并未发挥减轻司法工作压力的理想效果。虽然人民调解的案件数量在近十年出现了大幅增长，但相比于进入人民法院的案件数量，二者的差距越来越远。通过研究认为，矛盾调解这一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群众中的认知度不足是导致调解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据问卷调查，在三里街街道认为自己“很不了解”、“不了解”、“基本了解”所在社区的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居民比例超过了50%，（如上图2-3所示），反映出以三里街街道为代表的街道及下辖社区对人民调解这一纠纷化解路径宣传力度不足，导致其为未发挥减少司法工作压力的理想作用。根据问卷数据显示，59.38%的工作人员认为在三里街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应加强社会宣传，38.34%的人民群众认为应加大宣传力度，反映出宣传力度不足、群众认知度低为人民调解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 矛盾不容易被发现。矛盾调解和诉讼的区别在于，诉讼中国家公职人员如法官等具有被动性，只拥有受理诉求的职能。而矛盾调解需“将矛盾发现在基层，化解在基层”，矛盾由于的隐蔽性多发性，居民对矛盾排查工作人员的不配合、不信任与面对矛盾的逃避心理使得在前期发现率低，调解的整体过程较诉讼具有难度。

第三，矛盾多元化趋势对原有调解方式造成冲击。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讲，我国有“调处息争，无讼是求”的历史文化渊源。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陌生人社会”逐渐形成。以三里街天长路社区公寓楼为例，经过调研团队了解到该建筑住户密集，多为打工的租客，纠纷双方往往是陌生人，以街道或社区为单位生活的居民矛盾也愈发多元化，如医疗问题、隐私泄露等法律问题，以往“熟人社会”中传统社会传统民间规则与地域性伦理话语体系的矛盾调解方式不再适用于调解住户的多元矛盾，调解员也无法用单纯的道德、感情进行调解调解，从而柔和地解决双方矛盾。
2.群众越过权利边界，增大矛盾调解压力
团队成员通过资料搜集与实地调研，了解到三里街街道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基层群众对于权利的滥用催生出了更多的矛盾纠纷，主要体现为基层群众滥用自身权利，包括法律赋予的实体权利以及救济的权利，导致矛盾纠纷激化甚至反复。群众未能把握权利边界，选择不正当方式反馈矛盾，加重基层矛盾调解负担。团队成员通过访谈三里街街道平安建设部工作人员及查阅卷宗，了解到三里街街道与其他街道具有相同特征，辖区内居民知识水平与个人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居民存在滥用自身权利的现象，具体表现在提出无理诉求、滥讼、缠讼、渎讼现象、频繁信访及利用自媒体扭曲事实，制造舆论，挤压街道社区处理合理矛盾的工作时间，增大矛盾调解压力。同时，瑶海区三里街街道位于老工厂区，由于历史原因居民多为下岗失业工人，对自身权利定位不清晰，较容易越过权利边界而造成较多的生活矛盾。生活矛盾的增加与调解程序的不合理延长使得三里街街道及下辖社区的矛盾调解压力明显增大。
3.矛盾调处体系下的软法治理部分缺失
软法相较于硬法，具有实施灵活、成本低，更具地域性，能够弥补硬法的滞后性，完善矛盾调解的法律保障。此处的软法从中观上对其制定的主体进行限定，指所有基层社会相关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特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
而现有的基层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主体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时却没有给予软法足够的重视，以三里街街道为例，现有软法即基层规范性文件过于笼统，未结合实际给出具体要求，导致调解人员如果在行为时缺乏依据即软法规范，依靠经验办事。这会大大增加解纷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而使人们转向诉讼。三里街街道重视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规范体系建设，出台《三里街街道矛盾纠纷问题处理台账》等文件，但其软法规定仍过于笼统，缺乏地域特色及细化的行为依据，未形成特色的软法治理体系。
4.自治主体建设水平不高
（1）人民调解员缺乏专业性与规范性
人民调解被誉为伟大的东方经验。调解注重主体间的协商与沟通，对调解人员的调解水平与法治素养提出了高要求。通过对三里街社区工作人员进行采访与问卷，我们了解到社区面临着调解人员人数不足、工作压力过大的困境但调解员水平与预期仍有差距。一线调解人员有一定社会经验，但缺乏法律与心理学相关知识，缺乏专业性、规范性与统一性，往往只能依靠“情理”而依据非“国法”判断是非，解决问题。在面向工作人员发放的问卷中，超过90%的工作人员认为需要三里街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加强调解人才培养。
   图2-10 三里街工作人员认为调解工作中需加强部分的调查
在“面向居民的问卷中，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与知识水平”这一评价标准上，如上图2-9所示，超过45%的居民给出了三分及以下的评分（满分五分），显示出三里街街道调解员在业务能力与法律素养方面的缺乏。同时，三里街部分专职调解员从事调解时间较短且数量较少，多为兼职，兼职与专职的比例大约为3:1，调解员专业程度的不足与调解时间的缺乏，延长了本就耗时的调节流程。
（2）自治主体积极性不高
通过采访与问卷，团队成员了解到由于三里街街道内老旧小区多，社区居民对矛盾纠纷化解中心了解程度不高，部分居民不知道矛调中心的存在，反映出矛盾调解仍需扩大宣传，且宣传应侧重线下实地宣传等方式。如果邻里街坊发生矛盾，在1060个群众中有27.08%的居民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参与到基层调解工作之中，而高达41.03%的居民表示自己不愿意参与调解工作，表明作为基层自治主体的居民对参与邻里矛盾纠纷化解等调解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多持有消极态度，反映出三里街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力量参与矛盾调解这一任务的困难性。
此外，各地普遍存在自治主体在工作中积极性不高、工作压力大、效率低下等问题。以网格员为例，网格员队伍因公职人员的身份并未想过真正深入群众内心。同时，由于群众认为遇到矛盾拨打市长热线、打电话报警、对物业与居委会依赖程度高等固化思维，以及对矛盾调解中心了解不足，对线下调解耗时长特性的抵触，导致出现在前期排查矛盾时效率低、不配合的现象，使得工作效率降低，积极性受挫。
（3）多元主体间协同治理机制未达到预期效果
三里街街道各个调解主体也存在着协同不畅等诸多方面问题，主要问题体现在部门间协同与内外协同两个方面。第一是部门之间存在协同运作障碍，其中，纵向层级之间缺乏稳定的对话沟通反馈机制。在社区等纵向层级沟通方面，在前期调研时，团队成员曾参加过三里街街道会召开矛盾调解工作经验分享会议，了解到三里街有定期召开经验分享会的优秀做法，但仍存在经验注重实操而缺乏理论思考的问题。横向各类主体间缺乏高效协作运转的平台，矛盾多元化解工作有力统筹协调不足。第二是在实际调解中社会力量不足，政府与社会主体沟通不畅。三里街街道在矛盾化解层面增加了“三官三师一员”社会力量进驻，发挥法官、律师等社会主体力量，给予矛盾调解当事人法律建议，发挥多元主体力量。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时间冲突、沟通效率低等问题，内外协同不畅。
 
（三）三里街街道现有经验
1.经验总结
（1）挖掘自治力量，先决化解矛盾
三里街街道积极挖掘社区基层自治力量、延伸党组织服务触角，探索基层治理新举措，联动红色小管家、大学生小管家、楼栋长、党员志愿者、物业公司以及小区居民，形成“红色管家、关爱大家”工作模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一桩桩社区“微治理”暖心事中，逐步撬动社区基层治理一盘棋，提高居民安全感、幸福感，先决化解矛盾。
①打好组织架构，绘出为民服务“工笔画”
三里街街道强化党建引领，依托社区党组织“主心骨”，不断划细划小治理单元，通过开展“三亮一做”行动，优化组建六十余个个小区（片区）党组织，打造党员先锋楼组一百余个。建立起“小区党建指导员+党组织书记+红色小管家”小区治理团队，建立“党组织+物业+小区（片区）”模式，构建“大工委”主导、“大党委”引领、“大业委”驱动、“大睦邻”融合、“大联动”扩能的“党建+物业”组织管理体系，定期公示“周四来说事”党群议事会、“有事‘瑶’商量”协商议事、志愿服务、主题党日活动等情况。建好18个党群服务中心（站），维护好18个“歇歇脚”暖心驿站，打造15分钟党群服务圈，建强小区治理红色阵地。开展“四点半学堂”“国学课堂”等特色服务，通过“党建+”的模式，打造多功能综合活动平台，招募100余名党员加入“红色管家”队伍，及时收集民情民意、群众诉求等工作。发放红色小管家联系卡10000余张，明确责任区域及职责，帮助群众快速找到党组织和红色小管家，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
②明确责任落实，树好担当作为“风向标”
充分发挥“红色管家”在三级联动治理体系中的“前沿哨兵”作用，要求“红色管家”加强日常走访，分类建立走访台账，做到对责任片区内“人、地、事、物、情、组织”等信息“一口清”，随问随答。构建“三里街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三里街街道物业纠纷调解中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三级阵地，搭建红色物业议事厅、“周四来说事”等邻里交流平台，由社区党组织牵头，职能部门、共建单位等共同参与，“红色管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居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③确保实干实效，打好群众路线“连心桥”
推进组团式、订单式、预约式、上门式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开展“红色管家”服务扩容行动，补充房屋装修、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等增值服务，整合驻区单位、非公企业及社会组织资源，发挥“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力量。线下分小区（片区）、楼道设立意见监督举报箱，畅通居民群众监督反馈渠道。以办好“开门一件事”为抓手。
落实“一支队伍”管执法，并将社保、综治、民政、应急等20多项服务群众职能，全部整合细化并入网格。持续推进矛盾前置化解，例如建成全省首家街道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并在“两代表一委员”进驻的基础上，增加“三官三师一员”（即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网格员）。再如创新成立合肥首个“百姓评理说事点”，调解群众有关遗产继承、赡养等矛盾纠纷。创新打造7个“左邻右舍”党群服务站，采取邻里互助、结对帮扶的形式发动居民主动提供闲置雨伞、轮椅、书籍等1000余件共享物品，建成“叮叮当当”义务维修部、“百呼百应”小商铺等服务阵地。
④治理多措并举，筑牢街道文明“压舱石”
街道除设置以综治中心为核心的社会矛盾调解中心，集合多元化解部门采取常驻、轮驻、随驻等多种形式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外，同时重视平安建设宣传、普法宣传等多元基层治理举措提高居民法律意识，采取合理方式解决问题，先决化解矛盾，筑牢街道文明“压舱石”。
针对平安建设，街道的重点工作除矛盾纠纷化解，还有重点人群的管理。重点人群包括精神障碍患者、吸毒人员、邪教人员、未成年人等。重点人群的管理实际上是大的社会层面的矛盾纠纷化解，平安建设的工作围绕此类重点人群开展相关的关爱管控工作，相对于其他家庭，这类人群家庭中一般存在较多问题，产生矛盾也会较多。如果重点人员失管失控会给社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平安建设跟矛盾纠纷化解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另外，通过平安建设的宣传，如反电诈、扫黑除恶、打击传销之类的宣传，能够为居民提供平安和谐的生活环境，如此，矛盾纠纷会少、会小，不会造成矛盾纠纷的扩大化。另外关于普法宣传，许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法律意识薄弱、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的渠道不畅。
街道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平安建设宣传及普法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提高居民的法律认知水平和法律能力、法律水平，让居民了解到有合法化解矛盾纠纷的一个渠道，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减少矛盾纠纷发生。
以党建引领的“微自治”，让多方资源集聚到社区邻里、集聚到群众身边，痛点治理、矛盾解决让党组织的向心力更强、号召力更强。调动居民自治积极性，塑造辖区居民“主人翁”意识，让原本的“漫灌”式被动服务不断转变为“造血”式主动服务，强化了党群基础，彰显了服务实效，密切了群干关系，提升了群众自治，社区服务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力量，有效推进矛盾前置化解。
（2）特色矛盾调解品牌建设
三里街街道目前有以综治中心为核心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集合多元化解部门，比如综治中心，平安建议部，司法所，街道民政，采取常驻、轮驻、随驻三种形式进驻街道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参与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平安建设部、综治中心、司法所常驻在社会矛盾调处中心。
社区方面以社区综治中心为主，通过社区街道部门报告的机制进行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一站式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主要集中矛盾调解、法律援助、诉调对接、信访接待、心理咨询以及诉讼服务功能为一体，融入司法所、市场监督所、派出所、城管中队、“三所一队”、“两代表一委员”，增加了“三官三师一员”社会力量进驻，建立服务群众，一站式办公，整合资源一盘棋，统筹矛调事项一张网的工作机制。例如婚姻家庭纠纷通常采用“1+5+N”调解模式，“1”主要是综治中心，“5”是平安建设部、妇联、司法所、派出所、社区五个部门，“1”和“5”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互换，“N”是多元力量，如律师、心理咨询师、老党员、退休干部、社会工作者等，运用“1+5+N”的资源，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帮助，提供解决路径。
三里街街道下辖社区形成特色矛盾调解品牌，凤阳一村社区内设有“左邻右舍”百姓说事点，融合多元力量进行矛盾调解，有效解决居民群众的烦心事。另外，天长路社区内设有“天天说事”议事会，通过“三段六步”工作法化解矛盾。
（3）街所联动，常态化开展“六情”大走访活动
为扎实推进社区基层治理工作，广泛收集居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三里街街道党工委联合派出所常态化开展“知民情 降警情 防危情 减访情 控舆情 增感情”“六情”大走访活动，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
（4）街校联动，凝聚治理“青”力量
街道团工委探索“支部建在小区、组织覆盖楼宇、团干联系青年”的工作思路，坚持因地制宜，依托党建带团建的力量，多渠道充实青年底数。在辖区3个小区成立了青年组织“青年议事厅”，围绕本小区内青年关心关注的事开展议事。“青年议事厅”已议事解决了如小区内健身器材安装、小区路面与儿童出行安全整改、电瓶车便捷充电和电梯安全隐患排查、小区内待业青年引领等多个事项。让青年人的智慧和力量在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中释放出强大的主力军效应，让青年人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积极主动投身社区基层治理中来。另外，街道做深做实青年志愿者服务进社区专项行动，以“校地共建”为契机，发挥青年大学生和青年教师智力和人才优势，以项目化形式深入参与社区治理，在鲜活的一线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联动青年大学生和教师参与社区特殊人群服务、四点半课堂、垃圾分类、法律咨询、心理健康服务等方面志愿服务中；同时，组织社区团员青年和青少年前往大学校园参观和“共上一堂思政课”等活动。真正实现校地高频联动，促进高校与社区团组织的双向赋能，共同打造“社区有我 青春报到”志愿行动，让青春在基层淬炼中闪光。
2.亮点做法
（1）百姓评理说事点
2021年11月25日，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凤阳一村社区“左邻右舍”百姓说事点，即合肥市首个百姓评理说事点正式启用。
“百姓评理说事点”由司法所在凤阳一村社区设立，主要通过这个平台提前问事、群众说事、及时办事、集中评事。提前问事即网格员、社区工作者通过定点联系、随机走访等方式了解居民服务需求和矛盾纠纷化解需求；群众说事是听居民群众反映家门口的事情，即收集社情民意，并反馈给相关部门，解决问题或给群众提供一些建议参考；及时办事就是对百姓提到的，如环境卫生问题、文明养犬等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及时办理的及时在百姓说理点进行答复和办理；集中评事是对重要社区事务需要收集百姓意见的，如场地使用、老旧小区改造、拆迁政策等，进行集中说理评判，实现意见的互动互换。
三里街街道凤阳一村社区“左邻右舍”百姓说事点建设与街道司法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阵地融合、结合、配合、整合，通过网格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员等人员力量，用最小的成本解决居民群众的烦心事、急难事。
（2）“周四来说事”党群议事会
三里街街道搭建“周四来说事”协商议事平台，明确议事规则和流程，整合调集多元力量，组织小区党支部、物业公司、居民代表、相关职能部门“大事小事一起议”。2023年8月至2024年4月，先后召开党群议事会400余场，覆盖党员群众6300余人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00余件。借助“党群议事会”这一载体，围绕邻里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召开议事会、恳谈会、促膝会等；实行社区党务、居务、财务公开，邻里事务公开，微距离接受监督，引导居民反映诉求，提出意见，配合管理，参与自治。
 

• 发展建议

• 其他地区“枫桥式工作法”典型经验

1.老旧社区纠纷“三聚焦”工作法-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街道港云里社区
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街港云里社区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中心城区内典型的老旧小区，楼栋分布“散”、社区规模“小”、人口密度“高”、房产权属“杂”、人居环境“乱”、公共配套“旧”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十分突出。社区紧盯“门内家庭纠纷发现难、院内邻里纠纷沟通难、楼内公共纠纷共识难”特点，坚持党建引领，动员广大群众，运用法治思维，优服务解难题，促改革强供给，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社区。

1. 聚焦“门内”，破解家庭纠纷发现难

实施“蔷薇工程”，建强社区、网格、楼栋三级党组织体系，通过派出所社区警务与网格深度融合排查各类矛盾纠纷。以“民生板凳”为抓手，做群众的贴心人、知心人，通过“聊闲篇、话家常”真实掌握“门内”情况，畅通信息流转机制，及时为群众排忧解纷、助困化难。

1. 聚焦“楼内”，破解邻里纠纷沟通难

一是突出“司法能动”。做强社区法律工作室，组织公检法、律师、公证“三官一律一员”下沉社区，用法治方式为群众解纷“把脉问诊”，满足群众多元化、专业化、个性化需求。二是强化“德法共治”。打造“张大姐”品牌调解室，发挥人民调解“软治理、解心结”优势，明法理、规良俗、化矛盾，实现“事心双解”。三是倡导“居民自治”。以“红色聚力”活动为载体推动社区“大党委”共建，建立“五老”人员社区调解队，用“民纷民解”方式拉进邻里距离。

1. 聚焦“院内”，破解公共纠纷共识难

一是用好“红色议事厅”。创新参与式协商新模式，建立由党组织、物业、居民代表等构成的“红色议事厅”，邀请居民“谈意见”，便利贴“征意见”，线上线下“填意见”，通过齐协商、促共识、解难题，圆满解决困扰群众多年的小区停车难、飞线乱等难题。二是用实“三级吹哨报到”。为有效解决社区治理中“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问题，建立“民吹居、居吹街、街吹区”三级吹哨报道机制，把“启动哨”放到居民手里，公示社区常规哨、紧急哨、重点哨问题清单，让“验收单”握在居民手中，将“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转变，累计解决群众关注问题124件。三是用活“港云心语”。建立“港云心语”自下而上评价新模式，通过开展“我说您听—您说我想—我做您看”活动，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3000余人次参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民意直通车平台群众反映问题下降53%。
2.预防化解老旧小区矛盾纠纷工作法-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街道清泉街社区
作为老旧城镇社区，清泉街社区矛盾纠纷主要集中在房屋陈旧引发纠纷、弱势群体各类需求引发的纠纷等方面。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主动作为、依法作为，把关注、关心、关怀融入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全过程，引导推动群众自治化解矛盾，为老旧城镇社区矛盾纠纷化解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1. 党建引领强工作体系

将党建网格、综治网格、服务网格、自治网格进行“四网融合，一体化推进”，社区共划分10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专职网格员和1名党建网格员。组建“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组织架构，将党组织服务力量覆盖延伸到居民群众身边、家门口，实现党组织建在网格、问题解决在网格、服务供给在网格、资源投放在网格。

1. 服务群众消问题隐患

问清大事小情。创新建立“荷香唠嗑室”“好邻居议事厅”等矛盾化解阵地，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小广场、红石榴凉亭等场所和居民“唠嗑”“拉家常”，将居民的“大事小情”入账处置，形成“了解需求、跟进落实、反馈结果、成效追踪”的主动解决问题“全链条”。社区定期召集楼栋长、单元长、物业公司、业主以及驻区单位代表参加联席会议，商议解决居民关心的水电、供暖、物业、老旧小区改造等实际问题，做到应民心、会民意、解民忧，把居民群众的困难事、烦心事、揪心事办得有速度、有力度、有温度。协同帮扶解困。主动协调各类职能部门30多个，邀请心理健康辅导机构为群众提供心理服务，协调红十字会、残联对困难残疾人提供“一对一”帮扶，协调供热公司和供电局为生活困难居民减免费用，协调环卫局、辖区食品公司和建筑公司优先录用社区下岗失业人员。

1. 多方联动促依法化解

健全化解机制。社区成立“三调联动”矛盾化解党建联合体，健全分级办理、限时办结答复机制。针对各类矛盾纠纷，能当时解决的社区网格员就地办、便民大厅面对面办、法务室联合办，不能当时解决的社区党委专人盯办、职能部门联动办、联席会议协商办，难以解决的上报街道由政法委员包抓办、成立专班集中办。用好法治资源。社区2007年12月成立社区法务室，会同街道下沉力量、派出所、司法所、驻区律师等资源，及时化解接诉即办案件、邻里纠纷、家庭婚恋纠纷。突出宣传培训。建立官方抖音账号发布法务室宣传小视频，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引导居民遇事找法、知法用法。以社区书记命名的“武荷香工作室”成为玉泉区纠纷化解实训基地，区委定期组织矛盾纠纷化解相关人员进行轮训及实践。

• 发展建议

枫桥经验重在实践，贵在创新。结合其他地区老旧社区纠纷化解相关的“枫桥式工作法”典型经验与三里街街道实际情况，为三里街街道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1. 抓前端，治未病，重视典型引领

三里街街道目前主要通过平安建设宣传以及普法宣传提高居民群众法律意识，先决化解矛盾，除这两种宣传方式外，三里街街道还可尝试树立道德典型，擦亮老典型、选树新典型，在街道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广典型人物，尝试道德评议会、星级化管理、积分制等做法为选树的典型提高适度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也可给予特定事项优先办理奖励，为典型提供给更大成长发展空间，让好人得到实惠，让全体居民受教育，通过增强外驱力加强居民思想引领，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打造和谐邻里街道，从而实现抓前端、治未病，先决化解矛盾。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1）加强人民素质教育
群众素质和当地文化氛围与基层矛盾调解有重要的联系。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形成、发展的过程，我们要考虑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也要改良、 摒弃不合时宜的落后文化，不断提高人民素质。三里街应当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文化，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居民归属感，弘扬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民主理念和能力的提高，不是天生的，需要教育和培养。基层党委、政府要有意识地结合当地优秀文化习俗，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提升群众综合素质。将滥用自身民主权利，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不正之风扼杀在摇篮里。

1. 增强群众民主参与积极性

三里街建设了许多民主活动，比如“周四来说事”“红色物业”等机制。广泛持续的民主参与，有利于实现和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群众的民主参与度较高，但仍然存在部分群众民主参与积极性不高的情况。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人民群众的个人权利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滥用，有效制约公共权力；有助于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诉求，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要尊重和支持基层在民主形式上加强创新，健全基层创新的激励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创新评估机制，推动民主参与不断向纵深发展。三里街需要加强民主机制的宣传，让人民群众在民主参与中获得幸福感，坚持和发展好全过程人民民主。

3. 加强普法宣传，弘扬法治精神

三里街老旧小区占比较大，中老年人口比重高，人民法治理念较弱，人民的法治文化水平仍然不足，法律宣传工作仍然任重道远。要加强法制宣传，使人民群众学法、守法、尊法、用法，做到既要自觉地遵守法律、道德规范，又要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进行自我防卫。基层相关部门要利用多种方式，利用不同的宣传平台，加大对法律、政策的宣传力度，让法律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让他们能够遵守法律，遵守法律，让人民群众在遇到矛盾纠纷的时候，能够走法律的道路，采取理性的措施，而不是用极端的方式，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要加强镇街、村居调委会的建设，增强其自身的政治和法律专业素养，增强其对法律问题的处理能力，使其能够应对基层各种矛盾和冲突。

4. 软法硬法综合治理

1. 加强软法治理的系统构建

软法治理是基层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基层矛盾调解的重要的法治基础。针对三里街目前软法治理尚存不足的现实背景，应当加强软法建设。构建软法规则，制定新型村规民约，统筹现存的软法规则，推陈出新，保留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软法规则，将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与成文法律有冲突的规则摒弃。因地制宜，将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规则加以约定。除倡导性建议外要着重加强软法的可执行性，在软法中加入“硬”的成分，切实地发挥软法治理的功能。

1. 促进软法和硬法的转化

在目前基层治理软法接受度较高的形势下，一方面应当大胆采用硬法软化的方式将硬法规定向贴近生活通俗化的方向以软法形式呈现，实现软硬法共治。另一方面，应当将软法向更有强制效力，执行效力的硬法方向发展，软法对于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焦点和难点应当加以规范，敢于创新和规定。

1. 规范软法的实施及监督机制

针对目前三里街关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关于软法的实施存在太过笼统的情形，应当加强软法的多元参与和监督。做到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适用软法过程公开透明，充分吸纳人民群众的意见，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提高人民群众对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信任和期待。鼓励社会各方面对软法实施的监督，促进矛盾调解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达到基层矛盾调解的最佳效果。

5. 推动人民调解专业化、高效化

1. 设立个人调解工作室

三里街街道由于地处瑶海老工业和老旧小区聚集区，辖区下岗失业人员多，老年群体多，弱势群体多，流动人口多，由于年龄、行动方便程度、归属感等限制，居民对社区的现有矛盾调解宣传方式，即通过线上方式进行的矛盾调解宣传以及通过社区公告栏公布的矛盾调解咨询电话，效果不理想，因为老年群体接触该些信息的机会较少。目前，街道居民群众对街道综治中心的存在以及社区矛盾调解的认知度不高，在遇到需要调解的问题时，群众一般优先选择“市长热线”等相关“公途径”，认为该方式解决问题会更加便捷高效，其本质仍在于社区矛盾调解程序繁杂以及调解成效宣传不到位。在该种背景下，结合三里街街道老年群体较多的实际情况，街道可以借鉴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街道港云里社区老旧社区纠纷“三聚焦”工作法中的打造“张大姐”品牌调解室经验，尝试建立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
个人调解工作室的“个人”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退休的法律从业者，他们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及丰富的调解经验，能够为群众讲清“法理”，另一类是社区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他们口碑好、威望高，熟悉社区的基本情况，能够在照顾邻里关系的同时为居民群众讲清“情理”。设立个人调解工作室相对于现有的矛盾调解途径程序上更加简便，省时省力，如果选择社区内调解比选择“公途径”更加高效，居民自然会优先选择社区内调解。如此一来，居民满意调解效果了，在亲人、邻居遇到问题时也会推荐身边人选择调解，通过居民面与面之间的口口相传，居民对社区调解的认知度也会提高。

1. 进行系统化培训

三里街街道目前专职调解员较少，兼职调解员较多，调解员可能缺少法律、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未来应注重调解队伍建设的专业化，目前社区调解采用“三官三师一员”（即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网格员）队伍，有利于队伍建设的专业化发展。除此之外，街道可以为社区调解工作者提供常态化、专业化、系统化培训，培训的内容可围绕社区调解涉及的较多的矛盾纠纷的相关法律知识、如何安抚当事人情绪等展开，以提高调解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和调解水平。

1. 设置调解员奖励机制

三里街街道目前存在部分调解人员专业能力不够以及未真正深入群众内心等问题，可以设置调解员奖励机制，通过外驱力提高工作人员的调解效果和效率，可以在街道范围内组织开展“讲好调解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展示人民调解员时代风采，同时也可通过群众推荐、投票等方式选树优秀调解员，为选树的优秀调解员给予相关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帮助调解员转变思想，从“要我干”转变为“我要干”，从外驱力转变为内驱力。

6. 设置线上公开解纷途径

为方便居民群众，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街道可设置线上公开解纷途径，可以网站或者小程序作为载体，居民群众可在特定区域留言自己遇到的问题，并且可以选择是否公开，即其他用户是否能看到自己的留言（如果涉及隐私用户可选择不公开留言），公开留言能够督促调解工作人员按时回复并提供解决方案，这也是提高解纷工作效率的途径之一。问题处理后，居民可以选择是否满意此次调解，这也是调解员奖励机制的依据之一。
同时，由于街道内老年群体较多，设置线上解纷途径的同时要注意与线下方式相结合，尽力照顾街道内更多居民群众。

7. 政府层面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政府出资通过“招标”方式寻找合适的社会组织化解矛盾纠纷，任期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根据任期内矛盾纠纷化解的成功率给予奖励、补贴等。政府主导鼓励多元力量参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招标”方式能够提高社会组织的竞争力，提高解纷工作水平和效率，实现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四、青年视角下的解决路径
（一）探索诉源解纷模式，助力构建现代社区
据调研，团队发现三里街社区拥有如“周四来说事”等独具特色的调解机制，并构建了以调解委员会为核心，融合红色小管家、警方等多方力量的体系化调解体系。同时三里街街道以党建引领“红色物业”，通过物业纠纷调解中心高效解决居民矛盾，强调服务为本，前置工作，下沉服务，以“红心”暖“民心”，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有效促进了社区和谐。
团队成员通过查看卷宗与采访工作人员了解具体案情的方式，深入探究矛盾纠纷排查与化解的全过程，并以情景剧的方式在保护人物隐私的情况下将矛盾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再现。并以具体案例为着眼点进行分析，窥见三里街人民生活矛盾的多元体系化解方式，在运用实际调研与文献收集分析等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为三里街总结矛盾调解经验，并提供青年视角下的完善意见。
 
图4-1 团队成员查阅卷宗，了解具体案例
探索诉源解纷模式，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也是作为新时代背景下助力构建现代社区的重要路径。通过建立健全社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高校的青年学生提供平台，使其有机会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纠纷解决途径。在具体实践中，广大社区也可以设立社区调解中心或工作站，配备专业的调解员和志愿者队伍，针对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物业争议等常见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调解。同时，加强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的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纠纷解决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进一步推动社区的现代化进程。
（二）深入社区细致调研，传达民意促进善治
在实践中，团队面向三里街街道的广大居民发放问卷并进行访谈。在此过程中，成员们了解到了居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征询了居民对于社区矛盾调解的意见，并将建议反馈给街道，服务群众，便利民生。由此，融入基层的第一步是便是深入了解。在深入基层调研的过程中，高校的青年学生可以通过下沉式走访，与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党员代表面对面交流，不仅能够收集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能够建立深厚的情感链接，从而激发出高校青年学生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图4-2团队成员采访社区居民
在深入基层调研前，需要明确调研目标，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当地群众的生活状况，以确保调研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便需要制定调研计划。在深入基层调研时，需要有一个明确、合理的调研计划，涵盖时间安排、调研区域的选择、调研对象的确定等，以保障调研工作的准确性。再次，深入基层调研的核心环节是实地走访调研。在调研中，可以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倾听他们的真实情况和需求。同时，也可以到实际工作现场考察，对问题进行更加全面的了解。深入基层调研后，需要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可以利用统计方法、访谈记录等手段，对调研数据进行加工，为后续的决策制定提供数据依据。最后，调研结束后，高校青年学生应及时将调研结果反馈给相关部门和基层干部群众。同时，将调研结果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推动问题的解决和工作的开展。
（三）拓展多元传播渠道，丰富线上宣传路径
为宣传三里街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经验，为其他社区提供有益借鉴，团队在本次实践中进行了宣传短片拍摄。短片以家庭教育、邻里争吵等情节编织矛盾网，展现了通过网格员、儿童俱乐部、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前中后端矛盾化解机制，成功解开群众心结，推动构建无讼社区的三里治理图景，以生动亮眼的形式总结、推广三里街矛盾纠纷化解经验。
 
图4-3 团队成员拍摄情景剧
因此为拓展多元传播渠道，青年高校学生可以利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建立宣传当地特点的公众号、视频号，用短视频展示多彩、丰富的社区调解生活图景，也可以构建官方账号矩阵，发布高质量的内容，包括图文、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通过精准定位与数据分析，实现内容的个性化推送，以吸引不同兴趣偏好的用户群体，增强用户的参与感与粘性。总之，通过不断拓展多元传播渠道与丰富线上宣传路径，青年学生可以构建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信息传播网络，让信息以更加灵活、便捷的方式触达每一个角落，为矛盾调解经验传播贡献积极力量。（四）加强普法教育力度，拓宽线下推广形式
加强普法教育一直以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团队通过走进三里街街道凤阳一村社区快乐家园儿童俱乐部未成年普法宣传教育基地，围绕与未成年人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通过互动问答、图文解说、以案说法等方式，生动地为社区儿童讲解如何远离侵害、保护自身生命与财产安全。另外，团队成员带领社区儿童开展小游戏，游戏中设置知识问答环节，寓法于乐、以乐促学，加深孩子们对相关法律知识的理解，达到良好普法效果，先决化解矛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图4-4 团队成员与三里街凤阳一村社区儿童俱乐部普法活动图
因此，为了更广泛、深入地普及法律知识，高校青年学生应当积极拓宽线下推广形式，让法律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法律讲座与研讨会，邀请法律专家、学者及实务工作者，就社会热点法律问题进行解读，增强社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同时，利用社区、学校、企业等平台，开展“法律进万家”活动，通过设立法律咨询台、发放法律宣传册、举办模拟法庭、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使法律教育更加生动有趣，吸引更多人参与。此外，青年高校学生还可以结合地方特色，创作并演出法治题材的文艺节目，如法治小品、相声、快板等，将法律知识融入艺术表演中，让群众在娱乐中接受法治教育。同时，利用公共场所的LED显示屏、宣传栏等媒介，滚动播放法治宣传视频和标语，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线下推广形式，不仅能够拓宽普法教育的覆盖面，还能够提高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法律知识深入人心，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茜：《我国85%案件在基层法院审理》，新华社http://www.gov.cn/xinwen/2017-02/21/content_5169877.htm，
[2] 于尘卉.基层治理视角下人民调解制度的效能提升机制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22.DOI:10.27157/d.cnki.ghzku.2022.005056.
[3] 张文汇：《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6-60页
[4]赵一安.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法治困境及其破解[D].山西大学2023.DOI:10.27284/d.cnki.gsxiu.2023.000552.
[5] 罗豪才、宋功德著：《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
[6]肖昊宸.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N].山西日报，2024 年7月16日（第010版）.
[7]梁晓苗.充分发挥调解“稳压器”作用——阳泉市司法局优化职能助力营商环境建设[N].山西法治报，2024 年7 月15 日（第002版）.
[8]宋玉蕾.上下一盘棋，共绘最美“枫”景 龙口市兰高镇谱写新时代“枫桥经验”新篇章[N].烟台日报，2024年8月2日（第005版）.
[9]李西亚.D市Z街道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24.DOI:10.27274/d.cnki.gsdjc.2024.000195.
[10]石珂瑶.乡村振兴视域下软法治理的困境与完善路径[J].智慧农业导刊,2024,4(15):75-79.DOI:10.20028/j.zhnydk.2024.15.019.
[11]潘佳.中国环境软法治理的法治思考与优化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03):130-141.DOI:10.15983/j.cnki.sxss.2024.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