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南省炎陵县，地处湖南东南一隅，山川秀美，历史悠久，是华夏儿女敬仰的始祖炎帝安息之地。在这片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上，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如同一串串璀璨的珍珠，串联起炎陵千年的辉煌历程，闪耀着先民智慧的光芒。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国家日益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深入挖掘、积极传承并有效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本次调研，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旨在追寻炎陵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深入剖析它们的当前状况、探索其在现代社会的传承途径和保护策略，同时结合国家政策导向，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推动炎陵县乃至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非遗、现状、发展、创新
 
一、引言
在湖南省东南部，罗霄山脉的怀抱中，炎陵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孕育了众多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苏区歌谣以及传统美食艾叶米果，作为炎陵县非遗项目的杰出代表，不仅承载着当地人民的情感记忆与文化认同，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其保护与传承工作显得尤为紧迫与重要。
客家山歌，作为炎陵客家人世代相传的口头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音韵节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减弱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客家山歌的传承面临断层危机。苏区歌谣，则见证了炎陵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篇章，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革命家的逐渐离世，苏区歌谣的传唱者日益减少，其保护与传承工作亟待加强。艾叶米果，作为炎陵的传统美食，不仅美味可口，更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和生态智慧。然而，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风险，其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这些非遗项目共同面临着传承人老龄化、受众群体缩小、资金短缺、传播渠道有限等问题。传承人的老龄化导致技艺传承面临断层，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足；受众群体的缩小则限制了非遗项目的社会影响力；资金短缺则使得保护与传承工作难以持续开展；而传播渠道的有限则限制了非遗项目的广泛传播与认知。
这些非遗项目共同面临着传承人老龄化、受众群体缩小、资金短缺、传播渠道有限等问题。传承人的老龄化导致技艺传承面临断层，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足；受众群体的缩小则限制了非遗项目的社会影响力；资金短缺则使得保护与传承工作难以持续开展；而传播渠道的有限则限制了非遗项目的广泛传播与认知。
为了深入了解炎陵县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现状，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达人学社调研实践团深入炎陵县，对客家山歌、苏区歌谣、艾叶米果等非遗项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实践团成员通过访谈传承人、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制定科学的保护与传承策略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实践团还积极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举办非遗知识讲座、开展非遗文化体验活动等形式，提高当地民众对非遗项目的认识与兴趣，为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实践团成员通过发表新闻，对湖南省乃至全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工作，目前共发表93篇新闻，为炎陵县的宣传做出了杰出贡献。
综上所述，炎陵县的客家山歌、苏区歌谣、艾叶米果等非遗项目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境，但其保护与传承工作也在政府、社会各界及湖南师范大学调研实践团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积极进展。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强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二、炎陵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 （一）客家山歌

1．起源背景：
客家山歌起源于中原古代民歌，随着中原汉民的南迁而逐渐演变形成。炎陵客家山歌为客家山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流传于湖南省炎陵县广阔山乡的传统民歌，是客家山歌在炎陵地区的具体表现形式。它融合了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和炎帝文化等诸多文化形态，具有独特的语音音调和丰富的题材内容，充分表现了炎陵客家民俗文化的韵味。
炎陵客家山歌的起源与客家人的迁徙和融合密不可分。客家人，作为汉族中的一个独特民系，其祖先源自中原地区，即黄河、洛水流域。客家是相对于当地原居民而言的外地迁徙而来的人群，被原居人视为“客”。客家人隶属汉族，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特点鲜明的客家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据《炎陵县志》及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最早迁入炎陵的客家人在宋代，以明后及清代“康乾时期”为最多，他们因战乱、灾荒等多种原因南迁，跨越千山万水，最终在炎陵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客家人与炎陵原有居民相互融合，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客家山歌，既保存了历史悠久的古代中原汉语音韵，同时又不断吸取、融合当地先进历史文化的精华，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丰富独特的炎陵客家山歌，千百年来广泛流传、久唱不衰。
炎陵县地处湖南省东南边陲，地处井冈山西麓，罗霄山脉中段，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境内青山绿水，风景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气候舒适，民风淳朴。这样的自然环境为客家人的定居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也为客家山歌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客家人在这里辛勤耕作，用歌声抒发情感，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同时，炎陵县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之地，积淀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人文底蕴，也为客家山歌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客家山歌最初是客家人用其特有的方言编唱的一种民间歌谣，它直接取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之中。上千年来，炎陵客家人以山歌的形式歌唱劳动、歌唱生活、抒发情思、鼓动斗志、娱乐身心，为中国民间音乐和客家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不断增添着鲜活元素。如“莳秧莳了五条岗，郎莳田来妹提秧，妹子提秧打眼拐阿哥牵边打杂行”，这首山歌就非常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插秧的情形和特点。唱到精彩之时人们已浑然不觉插秧时的辛苦劳累，二十尽情享受着劳动耕作乃至其中两情相娱的乐趣。或者是在劳作之余或完成一天劳动的回家途中，用唱山歌这种表现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愉悦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客家山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艺术特色。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客家山歌不断吸取和融合当地先进历史文化的精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韵味。它继承了《诗经》十五国的优良传统风格，受到了唐诗律绝和竹枝词的重大影响，同时又吸取了南方各地民歌的优秀成分。因此，客家山歌在表现手法上既具有古典诗词的韵味，又充满了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和鲜活的炎陵山区色彩。在明清时期，随着客家人在炎陵地区的广泛分布和繁衍，客家山歌也逐渐在全县范围内传播开来，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例如炎帝陵祭祀中，唱客家山歌成为了客家人表达喜悦和祝福的重要方式。此外，客家山歌还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在家族、邻里和村落之间传播，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交流，炎陵客家山歌也经历了新的变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炎陵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炎陵客家山歌被赋予了 新的内容和形式，成为宣传革命、鼓动士气的重要工具。这一时期的客家山歌不仅保留了原有的艺术特点，还融入了更多的时代元素和革命精神。客家山歌从传统的民间情歌逐渐变化为红色经典的“革命山歌”。这些革命山歌以追求理想、新观念和新旋律为特点，如：“哎呀唻，苏区干部好作风。”“农友快来入农会，组织起来斗土豪”等，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和革命精神。
2.艺术特点及价值
湖南炎陵客家山歌作为炎陵县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客家历史文化，也是中华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家山歌融合了中原文化和湖湘文化、炎帝文化等诸多文化形态，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音乐形式上，客家山歌的曲式结构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但总的以二句体、三句体、四句体、五句体以及重复结构的单乐段式居多。这种多变的曲式结构使客家山歌在表达上更加灵活多样。客家山歌的演唱形式多样，包括独唱、对唱、尾驳尾对唱、猜调应答、山歌小组或表演唱等。这些形式不仅丰富了客家山歌的表现形式，还增强了其趣味性和互动性。客家山歌的伴奏乐器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初所用的乐器是口琴（吹奏树叶）伴奏，后来又采用了手风琴，发展到又古琴、二胡、小提琴、笛子、唢呐、釵、铛、锣鼓等伴奏，使客家山歌变得更加丰富有层次，但是客家山歌的伴奏仍以树叶领奏为主，保留了原始的“山性野味”。
客家山歌的歌词极具即兴性，歌唱者常常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歌词大多是随唱随编，歌词多反应客家人的生产生活和情感世界，无论是劳动歌、情歌、劝世歌还是行业歌，都直接取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之中。通过细致分析这些歌词内容，可以深入了解客家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歌词上承《诗经·国风》，常使用赋比兴手法，以物起兴，从客观景、物唱起，而后引出歌唱的主题和中心思想。这种手法使歌词更加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多具“俗”且纯真的特点，表现手法多为白描或浅白、直接的比喻。客家山歌以客家方言为基础，用其特有的语音音调来演唱，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歌词注意形象化，运用客家口语，易于传唱。
炎陵客家山歌融合了中原文明和湖湘文化、炎帝文化等诸多文化形式，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它既是客家人在长期迁徙和定居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客家山歌的传唱，使得这些历史记忆得以保存和传承，对于研究客家文化、中原文化及湖湘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客家山歌以客家方言为基础，用其特有的语音音调来演唱，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同时又受到唐诗律绝和竹枝词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客家山歌的歌词广泛，涉及生产劳动、风土人情、风光景物、传统风俗等多个方面，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客家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其歌词对研究炎陵传统风俗及历史文化起着重要作用。
客家山歌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客家人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标志。通过传唱客家山歌，客家人能够感受到来自同根同源的文化力量，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同时，客家山歌也是凝聚客家人情感、促进族群团结的重要纽带。在特定的节庆或活动中，客家人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吟唱客家山歌，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生活的向往。可见，在客家人的社会生活中，客家山歌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还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工具。通过山歌的演唱，人们可以表达内心的情感、抒发生活的感悟、传递社会的信息。此外，客家山歌还具有教育功能，通过歌词中的道德教化、历史传承等内容，对客家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
炎陵客家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具有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它代表了客家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传承客家山歌，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客家山歌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价值、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强烈的文化认同与凝聚价值、丰富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以及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这些价值共同构成了炎陵客家山歌独特的文化魅力，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3.传承现状
客家山歌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客家人的历史记忆、生活情感和智慧结晶。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客家山歌的传承面临着诸多挑战与机遇。在对客家山歌传承现状的调研中，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客家山歌的传承现状，探讨其促进发展的途径以及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客家山歌的传承过程中，非遗传承人如尹秉华、万何飞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收集、整理和传承炎陵客家山歌，为这些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尹秉华等传承人不仅致力于山歌的收集整理，还通过举办培训班、演出活动等方式，将客家山歌传授给年轻一代，使这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许多炎陵客家人也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宣传客家山歌，如“客家喜妹”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许多教授客家话、唱客家山歌的视频，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喜爱，也提高了增强了客家山歌的影响力，推动了客家山歌的传承。
此外，近年来，教育部门开始将客家山歌纳入教学内容，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让学生们了解和传承这些文化。例如，一些中小学和大学开设了客家山歌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授课，通过学唱山歌、了解上个背后的文化故事等方式，激发了学生对客家文化的兴趣。此外，一些学校还组织了山歌比赛、文化节等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社区活动在客家山歌的传承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举办山歌比赛、文化节等活动，不仅加深了公众对客家山歌的认识、提高了公众对客家山歌的参与度，还促进了社区文化的繁荣。这些活动不仅吸引了当地居民参与，还吸引力外来游客的关注和喜爱，为客家山歌的发扬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客家山歌的发展途径上，主要有以下三大重点：加强教育与宣传、创新传承方式、政策支持。首先，提高公众对客家山歌的认识和兴趣是促进其发展的第一步。通过学校教育、媒体悬窗等方式，可以普及客家山歌的知识，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这一传统文化。例如，在中小学开设客家上个课程，将其作为地方特色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同时，通过，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平台，宣传客家山歌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开发在线课程、虚拟现实体验等新型传承方式，可以使传统歌谣以更显打得方式被年轻人接受。例如，开发客家山歌APP或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山歌资源和教学视频；同时，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客家山歌的演唱场景和氛围，让学习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客家山歌的魅力。当然，对于客家山歌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政府应提供资金支持，鼓励非遗传承人的工作，同时支持相关研究和教育活动。例如，设立客家山歌传承专项基金，用于资助传承人的培训和演出活动；同时，鼓励和支持相关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开展客家山歌的研究工作，为传承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对方言和传承文化的疏离成为客家山歌传承面临的重要挑战。许多年轻人对客家山歌缺乏了解和兴趣，认为其过时、土气，不愿意学习和传承。这种疏离感不仅影响了客家山歌的传承和发展，也威胁着客家文化的整体传承。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着重调研了炎陵一中新高二年级学生是否会说会唱客家话、客家山歌的情况，我们发现，会说客家话的同学不在少数，但是会唱客家山歌、对学唱客家山歌有兴趣的同学却寥寥无几。

另外，目前客家山歌的传承主要依赖非遗传承人的个人努力和民间自发组织的活动。然而，这种传承方式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难以形成有效的传承机制。此外，由于传承人年龄偏大、数量较少等原因，客家山歌的传承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
此外，客家山歌的传播仍然以“口传心授”为主，缺乏多样化的传播手段。虽然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客家山歌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但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这种单一的传播方式限制了客家上个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使其难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传承和发展。
4.对于传承挑战的解决方案与建议
首先是加强教育和宣传。针对年轻一代对方言和传统文化的疏离问题，应进一步加强教育和宣传工作。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等方式提高公众对客家山歌的认识和兴趣；同时，鼓励年轻人参与客家山歌的学习和传承活动，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和传承意识。
其次，建立有效的传承机制是保障客家山歌传承的关键。通过设立传承人制度、建立传承基地等方式规范传承活动；同时，加强传承人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工作，提高传承人的专业素养和传承能力。此外，还可以建立可加上个传承基金等机制为传承提供资金保障。
最后，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创新客家山歌的传播方式。例如开发客家上个APP或在线学习平台等新型传播手段；同时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扩大客家山歌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此外还可以将客家山歌与旅游、文化结清等活动相结合推动其传播和发展。
客家山歌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其传承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难。通过加强教育和宣传、建立有效的传承机制以及创新传播方式等措施可以有效促进客家山歌的传承和发展。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客家山歌传承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社会、学校以及传承人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协作才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 （二）苏区歌谣

1.历史渊源
炎陵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动人的歌谣。苏区歌谣便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们将传统的客家山歌与革命元素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形式。苏区歌谣，作为革命时期诞生的独特音乐形式，不仅承载了丰富的革命历史，也展现了炎陵深厚的文化底蕴。
苏区歌谣主要经历了早期形态、确定期以及发展期三个时期。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红军部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创作革命歌曲，值得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即采用本土的传统民歌曲牌填写新词，借助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应用，把新的革命词汇及革命道理融入歌曲之中，曲调多以比兴为主，内容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炎陵县的红色歌谣主要就是以当地的小调和客家上个为主，似吟似唱，一般章段句式比较灵活，保留了传统歌谣的表现手法，又有一定的创造和发展。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制，艺术上稍显粗糙。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炎陵（原酃县）、茶陵等县，恢复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建立工农兵政府，，建立各县农民赤卫队，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炎陵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就曾发生了朱毛第一次握手；第一次连队建党；第一次插牌分田等重要悲壮画卷。苏区歌谣就是为适应当时的革命需要二创作出来的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根据地军民用当地的山歌，民谣填上新词来歌颂红军，拥护工农兵政府，诉说被土豪劣绅欺压的痛苦，鼓动穷苦百姓起来暴动，实行土地革命，踊跃送子送夫参加红军，劝说白军兄弟投奔红军等等。
1929年10月，“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了 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求把文艺的宣传鼓动当作红军整个政治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并具体规定以革命故事、歌谣、画报当作教材，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后来在全国的各个苏区群众性的歌谣更是空前的活跃，在过去单纯借助本地歌谣曲牌的基础上并创作了许多歌曲作品，红色歌谣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2.分类与特点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红军最早的军纪歌。这首歌诞生于1927年的三湾整编时期，它明确提出了红军的纪律要求，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拿群众粮食、不损坏群众财物等。歌词中提到的“爱护老百姓，说话要和气，保护小商人。借物要归还，损坏要赔银”，体现了红军与民众的鱼水关系，以及新型革命军队的严明纪律。
这些红军歌谣不仅是革命斗争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人民情感的真实写照，他们在革命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红军歌谣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革命历程，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以下是关于几首具有代表性的红军歌谣的详细介绍：
《插排分田歌》是1928年在炎陵中村土改试点中流传的一首歌谣。这首歌以通俗的语言和明快的节奏，描述了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喜悦心情。歌词中的“打倒土豪，分田地，农民要种地呀，穷人要吃饭呀”，生动地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对革命的支持。
《十恨心》和《1歌》等歌谣，是对剥削阶级的控诉和对革命斗争的鼓动。这些歌谣通过强烈的情感表达，激发了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如《十恨心》中唱到：“一恨心，恨谁人，就恨土豪和劣绅，剥削几多工农子，压迫几多穷苦人”，这种直接的控诉，让民众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革命的对象和目标。
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歌谣中，《拥护苏维埃》和《红区建立苏维埃》等歌曲，传达了人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和信任。这些歌谣中的“拿起我们的斧头，举起我们的镰刀，短期我们的刺刀，到战场去勇敢作战，拥护苏维埃”，展现了民众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斗的决心。
为了分化瓦解敌军，红军歌谣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政治武器。《劝白军当红军》和《十劝士兵》等歌曲，通过讲述白军士兵的苦难和革命的理念，吸引力许多白军士兵投身革命队伍。
《妇女革命歌》和《五劝姐》等歌曲，鼓励妇女参与革命，提高社会地位。这些歌曲反映了妇女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提升。
《慰劳红军歌》和《红军百姓一家人》等歌曲，展现了苏区军民的鱼水情深。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在前线作战，后方百姓则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这种深厚的军民关系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苏区歌谣是为适应当时的革命需要而创作出来的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根据地军民用当地山歌、民谣填上新词来歌颂红军，拥护工农兵政府，诉说被土豪劣绅欺压的痛苦，鼓动穷苦百姓起来暴动，实行土地革命，踊跃送子送夫参加红军，劝说白军兄弟投奔红军等等。各种多用比兴手法，语言通俗生动，感情强烈朴实，夸张比喻恰到其分，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瓦解敌人、消灭敌人的宣传鼓动作用。
苏区歌谣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和地域性。其主要以宣传革命道理为基本内容，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岁月中被赋予了炎陵歌谣新的政治生命。歌谣与当地的群众生活生产息息相关，主要以苦歌、情歌、劝歌、盘歌、风俗歌、节令歌、童谣等为主，是以徽调式和羽调式的本地小调和客家山歌为基础，为适应当地的革命需要而产生的一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3.收集过程
为了深入挖掘和传承苏区歌谣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尹秉华，现为炎陵县“客家山歌”、“苏区歌谣”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历经60多年的不懈努力，成功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苏区歌谣曲目。
1958年，尹秉华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在炎陵县二中开始了他对炎陵山歌的收集工作。最初，他的目的是为了丰富教学内容，让学生学唱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歌谣。再深入接触的过程中，尹秉华发现炎陵的客家山歌中有一部分是以客家山歌为载体的苏区红色歌谣，这些歌谣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还蕴含着丰富的革命历史信息。然而，这些歌谣大多靠口口相传，没有文字记载，随着老一辈歌者的相继离世，正面临着消亡的危机。于是他萌发出了拯救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念头，从此踏上了长达60多年的收集之路。
由于战争的残酷，苏区歌谣比客家山歌更难收集，当年根据地的老百姓被反革命者斩草除根，血染山岗，歌谣从此销声匿迹，早在建国前已经听不到歌谣的传唱，歌手更是寥寥无几，找寻过程异常艰难，收集的歌谣词曲只有200首左右。1968年，尹秉华抽调到“毛泽东在酃县革命活动陈列馆”，投身红色文化基地创建工作，他翻看已经发黄了的书页整理史料，惊喜地发现了《三大记录八项注意》的前身——《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可是史料中只有歌词，没有谱曲。于是他开始找寻《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歌者。“会唱这首歌的人在策源山区”1977年，尹秉华终于打听到这个消息。他从县城出发徒步40多公里赶往策源乡，终于在大山深处找到了两个会唱这首歌的人：一个是当年红军医院院长廖德佑；一个是儿童团团长范品柱。由于时代久远，记忆模糊，尹秉华与这两位老人从黄昏一直讨论到清晨，哼唱、记谱，终于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准确地整理出来。
从1958年至今，为了收集到尽可能多的苏区歌谣，尹秉华跑遍了炎陵县17歌乡镇，走访了老红军、老赤军队员和老歌手近1000人。他深入山区、农村，与老一辈革命者和民间歌手促膝长谈，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下了一首有一首珍贵的苏区歌谣。在这个过程中，尹秉华不仅克服了交通不便、语言不同等困难，还时常面临老一辈歌者记忆模糊、难以准确复述的挑战。但他凭借着对文化的热爱和执着，一次次地反复询问、核对，最终收集到了1500余首苏区歌谣和客家山歌。
在收集大量歌谣后，尹秉华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整理和分类。退休后历经8年，他根据歌谣的内容、风格、地域等因素进行分类归档，并逐一进行乐谱记录、歌词整理。在这个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专业素养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力求做到准确真实。同时，他还对100余首歌谣进行了改编创作，使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文化背景。
经过多年的努力，尹秉华自费4万多元，于2006年编著出版了一本厚重的《炎陵飞歌》（418页）。这本书不仅收录了近200首苏区歌谣和客家山歌的词曲作品，还详细介绍了这些个要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它的出版不仅为炎陵的文化事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尹秉华还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班等方式向广大师生和群众传授苏区歌谣的演唱技巧和传承方式，努力将这一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尹秉华收集的苏区歌谣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且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它们不仅记录了红军在炎陵的革命历程和英勇事迹，还展现了炎陵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无私奉献精神。这些歌谣的收集和整理不仅丰富了炎陵的红色文化内涵也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采集的苏区歌谣中有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秋收起义上井岗在炎陵水口传唱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歌和1928年初土地革命试点在炎陵中村传唱的《扦牌分田歌》。这两首歌谣也为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展出提供了资料。
由于尹秉华的突出贡献和辛勤努力，炎陵县成功申报了“客家山歌”和“苏区歌谣”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不仅是对尹秉华个人努力的肯定，也是对整个炎陵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力推动。随着非遗项目的成功申报和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将得到更加有效的传承与发扬。
苏区歌谣作为炎陵县独特的文化名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旅游项目如红色歌曲演唱会、山歌对唱大赛等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文化生活也带动了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炎陵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发展
苏区歌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产生的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为适应当时的革命需要而创作出来的。
苏区歌谣的歌词内容广泛，包括歌颂红军、拥护工农兵政府、诉说被土豪劣绅欺压的痛苦、股东穷苦百姓起来暴动、实行土地革命、踊跃送子送夫参加红军、劝说白军兄弟投奔红军等；多用当地的山歌、民歌填上新词，语言通俗生动，情感强烈朴实，夸张比喻恰当，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苏区歌谣的去掉通常采用当地的民歌曲调，如《竹片歌》《砍柴歌》等，也有一些是根据传统曲调改编而成的；苏区歌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瓦解敌人、消灭敌人的宣传鼓动作用。
苏区歌谣的创作与传播方式具有鲜明的群众性和自发性。一方面，人民群众是歌谣的主要创作者和传唱者，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革命情感创作出大量生动、质朴得到歌谣；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各种文艺活动、创办报刊杂志等方式，积极引导和推动苏区歌谣的创作与传播。此外，歌谣还通过口头传唱、书面记录、音乐演奏等多种形式在苏区内外广泛传播。传播方式与它的发展息息相关。
苏区歌谣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初创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初创期：从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到苏区歌谣开始兴起，这一时期歌谣内容较为单一，主要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对革命的初步认识。发展期：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和苏区政权的巩固，苏区歌谣在内容和形式上逐渐丰富多演，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动员人民群众的重要工具。繁荣期：在红军长征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苏区歌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歌谣数量激增、质量提高，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在国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实践团对炎陵苏区歌谣传承人尹秉华的采访，我们得知：他历经60余年的奔波，从1958年开始至今，苏区歌谣的收集时间早、历经时间长、采集地方广，收效好，成果多。当年交通不便，跑遍炎陵山乡，历经艰辛。苏区歌谣至今仍难以传承，为建好炎陵县红色文化基地，近三年来，尹秉华又建议在县大操场兴建“智能电子音像会友”，得到了县委政府的支持，去年2023年8月，县文体局正式接手筹办。采集苏区歌谣有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秋收起义上井岗在炎陵水口传唱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歌和1928年初土地革命试点在炎陵中村传唱《扦牌分田歌》。这两首是县红军标语博物馆展出提供了资料，这是一大贡献。为了传承炎陵民族文化，汇集收集成果，退休后历经8年尹秉华自费4万多元，于2006年编著出版了一本厚重的《炎陵飞歌》，刊登苏区歌谣、客家山歌和民俗文艺之作近2000首词曲。为了深刻保持苏区歌谣的完整性，尹老先生四处奔波，只为追求苏区歌谣的完整性，坚决抵制自我编写。在当今的时代，尹秉华表示担忧：越来越少的人知道苏区歌谣，文化传承似乎即将断裂，苏区歌谣将成为历史的缩影，所以他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希望将歌谣保存下去，去发扬去传承，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苏区歌谣。如今，不仅仅是苏区歌谣后继有人，客家山歌和苏区歌谣各有一位传承人，这对于炎陵县非遗文化的传承是一件大好事。自从客家山歌、苏区歌谣成功申报省级非遗后，炎陵县多次举办培训班。其中有全县导游班、文化专干班、中小学音乐教师班（2次），培训人数百余人次。这对于苏区歌谣的发展有着极大的贡献。
总体来说，苏区歌谣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如传承人老龄化、传承环境变迁等问题。但同时，随着人么对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重视程度的提高，苏区歌谣的传播和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通过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和媒体宣传等多种方式，苏区歌谣的传承和发展工作正在不断推进，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未来，国家和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会更加重视，寻找更多的方法将其传承发展下去。

• （三）艾叶米果

1.非遗背景
   炎陵艾叶米果为客家传统美食，炎陵是客家人聚集地之一，全县60%以上的人口是客家人。艾米果是当地客家人祭奠先人必备的祭品之一，因其外形像饺子，大小较大于饺子，而得名“包饺”。艾叶米果主要有圆形、三角形和饺子形，其中饺子形具有“念祖情节”的寓意。2021年，艾米果制作工艺成果申报株洲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炎陵艾米果的非遗传承人是万伟玲女士，她为炎陵艾米果这项非遗工艺的传承与宣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炎陵艾米果的对外销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都有着显著影响。
炎陵艾米果历史由来已久，关于其产生的神话故事数不胜数，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个版本是“艾香镇孽龙”的故事：传说东海一孽龙作恶多端，所到之处，狂风吹倒房屋、拔起树木，暴雨淋压庄稼、流失土地，有时孽龙还会吞食人畜，百姓们苦不堪言，但又无计可施。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眼见孽龙无法无天，知其惧怕声响烟熏，尤其忌惮艾叶的气味，于是化作一慈眉善目的老妇人下凡，告诉百姓们如此这般，用以制服孽龙。勤劳聪明的百姓就用艾叶制作成了艾米果，吃过艾米果的人身上就会散发出艾叶的气味。孽龙哪里见过这般场面，被艾叶味熏得昏头转向，只得乖乖缩回海里。从此，孽龙再也不敢轻举妄动。经过此番劫难，艾米果就逐渐成为了人们用来祭祀的祭品，防止孽龙再来作乱。
知网上关于艾米果的研究文章大概有21篇，主要集中于探讨艾米果的文化和对艾米果的深厚感情上。

2.制作工艺
制作艾米果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艾叶，艾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白艾，学名鼠曲草，叶被有白毛；另一种是青艾，叶片有灰白色短绒毛。这两种艾叶都具有止咳化痰等功效，且做出来的艾米果并没有什么区别。形状上，艾叶米果主要有饺子状、三角状和圆饼状三种形状，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寓意，体现了制作人的匠心独运。其制作过程如下：
①将采集到的山中的鲜嫩艾叶洗净，烧开水后，将艾叶放入锅中，加入少量食用油和食用冰碱（或碱粉），大火煮烂。而后将煮烂的艾叶捞出，用清水洗净，揉搓去苦味，沥干水分。
②将粘米和糯米按照1：1的比例混合，将煮过的艾叶与之混合，加入适量盐水和清水，用力均匀的揉面，直至艾叶与糯米粉完全融合，形成光滑细嫩的面团。
③将竹笋、腊肉、蒜叶、干辣椒、豆腐泡等馅料切成丁，用柴火锅加盐炒熟炒香待用。
④将制好的馅料包入分好的面团中，成型后蒸熟即可使用。
炎陵除了艾米果，还有一种黄元米果，一般为圆饼形，不含馅料，是由野生黄元柴树烧成灰制作成植物碱水与米粉混合制作而成，一般在过年时制作，寓意着团团圆圆。
3.创新传承与政府扶持
对于艾米果，春季可将新鲜的艾叶采摘下来，用水煮至半熟，放入冻库保鲜，而新鲜竹笋可以用笋干代；而黄圆米果也不再采用黄元灰作为碱水，转而采用石灰水作为碱水，可以保证质量的稳定性，同时也能应对食品季节性的问题以及环境问题。
据传承人万伟玲女士说，炎陵的艾米果产品是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在产品包装上，产品也会根据特定的情景需要，在米果上加入特殊的花纹，最常见的是加入炎帝元素的花纹，符合文化旅游伴手礼市场。同时也会将米果用模具压制成特定的形状，如月饼状等。
在每年的九月份（即黄桃售卖进入尾声），艾米果进入线上销售准备阶段，上架网购平台。既有常温包装，也有真空包装，适应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的需要，同时也会采用冷链运输，保证米果的品质。
调研团队从炎陵县供销中心了解到目前政府对艾叶米果的扶持政策，主要是为帮助农户销售产品和宣传。炎陵县曾是国家贫困县，于2018年正式脱贫摘帽，国家在炎陵县仍有帮扶政策，如单位福利采购。作为扶贫企业，供销中心于各个合作社对接，为农户销售。中央广播电视台农业农村频道《谁知盘中餐》栏目曾到炎陵县为艾米果做专栏节目。炎陵县融媒中心也定期制作短视频对艾米果进行大力宣传。每到炎帝陵公祭，艾米果都会作为贡品之一出现在典礼上，被当作伴手礼供游客购买。政府与各大物流公司达成合作，为艾米果运输到全国各地提供便利。
4.营销策略
艾叶米果是炎陵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是炎陵县的特色美食，其销售渠道和宣传推广对产业发展尤为重要。艾米果以单位合作、直营店或餐馆、电商平台和社区及物业合作四中销售渠道为主，供销中心与中国石化、邮政、平安银行等大型单位合作，这些单位以积分兑奖、员工福利等形式将艾米果收购发放，这也是艾米果重要的销售渠道之一。在炎陵县和株洲市各有一家供销中心，展览艾米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艾米果进行销售。在许多餐馆里，艾米果也会作为茶点被端上餐桌。互联网的发展使艾米果突破县域，流向全国市场。利用真空包装和冷链运输等技术，可以将艾米果的保质期延长至6个月。供销中心以其他农产品客户为基础，将艾叶米果运输到广东、上海、江苏、北京、福建等地。小区物业和社区业主、居民的粘性更强，将艾米果放在显眼位置展示，作为一种零售渠道进行销售。
成本预算使商品销售必须考虑的部分，艾米果的成本主要由生产成本（包括人工成本、原材料费用、材料冷冻非遗）、包装和运输成本以及销售和推广费用组成。艾米果本是季节性食物，在清明期间，正值艾叶茂盛，居民家里自制艾米果。在被制成产品后，需要一年四季进行生产，艾叶需要冷冻保存才能保障供应。这些成本根据艾米果的馅料不同有差异，正宗的艾米果成本价大约为3元左右。艾米果被制作成伴手礼、公司定制员工福利等都需要设计包装礼盒，例如一款带有炎帝元素的“福禄寿喜乐”礼盒。炎陵县位于湖南东南边陲，四面环山，快递运输的相应费用相对其他交通便利地区更高。同时，为提高产品知名度、打开销售渠道，需要投入一定的推广和销售费用。如与各大电视台和各大媒体报纸合作，需要一定的投稿费用。

除了供销中心与合作社对接帮扶销售之外，许多人经营个体餐馆或早餐摊。个体经营户不需要包装和运输成本，通过降低原材料成本将售价降至1.5元一个，售价控制在居民能够接受的早餐费用范围内。

三、其他地区优秀非遗项目借鉴——漆扇
在炎陵县一中做支教过程中，实践团利用漆扇这一非遗项目举办了校内的手工活动，因此，本报告将漆扇作为其他地区优秀非遗项目代表，通过学习其传承创新方式，找寻更适合炎陵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的方法。
（一）非遗背景
据史料记载“漆之为用也，始于书竹简，而舜作食器，黑漆之，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画其内”，由此可见，早时，大漆已经应用到书简、食器、祭器中。随着历史的推移，大漆应用越来越广泛，酒器、家具、女性首饰盒、工艺品、美术品等也逐渐开始应用大漆。在唐代，漆扇的制作技艺也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的漆扇不仅工艺精湛，而且设计独特，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和工艺水平。
漆扇，这一融合了古老大漆工艺与折扇形式的艺术品，其历史渊源犹如一条蜿蜒流淌的河流，穿越千年的时光，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美学追求。
漆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其历史与漆器的发展紧密相连。据史料记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漆器的国家，早在八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漆器了。《说文解字》中提到，“木沐，可以髹物，象形，漆如水滴而下”，生动描绘了漆的特性与用途。随着漆艺的逐渐发展成熟，扇子这一日常用品自然而然地与漆器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漆扇艺术形式。
漆扇的源头，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的漆器文化之中，漆器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楚国时期成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漆器具有独特的防腐、防潮、美观等特性，赢得了人们的青睐，而扇子，作为古代人们纳凉、避阳的必备之物，其轻盈的体态与实用性，为与漆扇的结合提供了天然的契机。于是漆扇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应运而生，它不仅是纳凉工具，更是艺术与实用的完美结合。
漆扇在唐代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漆扇的制作技艺提供了肥沃的的土壤，其团丰富多样，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等多种题材，展现了唐代文化的繁荣与多元。在盛唐的宫廷与贵族阶级中，漆扇成为了珍贵的收藏品，象征着身份与地位的高贵。
时至清代，特别是18世纪，中国的漆扇文化迎来了新的高潮。这一时期，因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大量精美的漆扇被销往欧洲。这些漆扇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折服了欧洲的上层社会，开启了中国外销扇的辉煌时代。它们不仅是欧洲贵族们正向追捧的时尚单品，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这一时期，漆扇的制作技艺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漆扇文化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在传承古老技艺的同时，当代工匠们还不断创新与探索，将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工艺相结合，创作出更多符合现代审美的漆扇作品。这些漆扇不仅保留了传统漆扇的精髓与韵味，还融入了现代元素与时尚气息，成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和文化创意产品的蓬勃发展，漆扇作为一中文化符号和旅游文创产品，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在炎陵一中举办漆扇DIY活动中，学生参与度极高，参与兴趣极高，可见，近几年漆扇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创新、宣传和发展成果非常显著，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传承效果主要归功于原本的历史条件好、创新恰到其分、宣传不拖后腿。通过参考漆扇的传承方法，可以取其中合适之处用于炎陵非遗项目的创新宣传中。
 
四、政府扶持与对炎陵县非遗工作的建议
  政府对炎陵县非遗文化的保护宣传工作的扶持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与制度的支持
近年来，炎陵县政府将非遗保护工作视为重要工作议程的一部分，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与规划，为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制度保障。这一举措确保了非遗工作能够持续、稳定地推进。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炎陵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和炎帝文化研究会等机构，这些机构负责挖掘、研究、传承非遗文化，为非遗保护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资金和资源的投入
   政府加大了对非遗项目的资金投入，用于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举办非遗展览、演出等活动，以及进行非遗项目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工作。这些资金的投入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政府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通过多方合作，共同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宣传与教育
    政府举办了如“炎陵县森林‘深呼吸’暨‘非遗进景区’”等活动，将非遗文化引入旅游景区，通过表演、展示、互动等形式，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了解非遗文化，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这种活动不仅提高了非遗文化的知名度，还增强了游客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同时政府还积极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开设非遗可成、举办非遗讲座和展览等方式，让青少年从小接触和了解非遗文化，培养他们的文化兴趣和传承意识。这种活动对于非遗文化的唱起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在宣传上，政府还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平台，加大对非遗文化的宣传力度，通过报道非遗项目的保护情况、传承人故事以及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等内容，提高公众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和关注度。
（四）保护于传承机制
政府为非遗项目认定了代表性传承人，并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鼓励他们积极开展传承工作。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传承人 的培训和指导，提高了他们的传承能力和水平。在保护非遗文化的同时，政府同样注重其合理化利用。通过开发非遗旅游产品、举办非遗节庆活动等方式，将非遗文化于旅游业、文化产品等相结合，实现非遗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
综上所述，炎陵县政府对炎陵县非遗文化的保护宣传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扶持和支持，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炎陵县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五、实践团对炎陵县非遗的贡献

    实践团在炎陵县对其非遗项目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深入调研与记录

调研非遗项目：达人学社组织暑期实践团，深入炎陵县，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米果制作技艺、客家山歌等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和记录。通过与非遗传承人的交流，实践团成员了解了这些非遗项目的历史背景、传承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
记录传承故事：实践团成员不仅记录了非遗项目的技艺流程，还深入挖掘了非遗传承人的故事和经历，为非遗项目的传承留下了宝贵的文字和视频资料。

2、宣传与推广

利用媒体平台：实践团成员利用社交媒体、学校网站等渠道，对炎陵县的非遗项目进行广泛宣传。他们通过发布图文、视频等形式，向更多人展示了炎陵非遗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
参与专题报道：实践团还积极与媒体合作，参与央视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等媒体的专题报道，帮助炎陵米果等非遗项目走出株洲，走向全国。

3、创新与发展

探索创新方式：实践团成员在调研过程中，与非遗传承人共同探讨非遗项目的创新方式。他们建议并参与了米果馅料个性化定制、外观模具压制等创新尝试，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喜好。
推动品牌建设：实践团还协助非遗传承人提升品牌意识，通过真空包装、冷链运输等方式保证产品品质，打造高质量的非遗品牌。

4、教育与培训

开设非遗课堂：实践团成员在炎陵县第一中学等学校开设非遗课堂，向学生们普及非遗知识，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培训传承人：实践团还协助非遗传承人培训新的传承人，通过传授技艺和经验，确保非遗项目的顺利传承。

5、搭建交流平台

促进多方交流：实践团成员搭建起非遗传承人、学者、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之间的交流平台，通过组织研讨会、论坛等活动，促进各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综上所述，实践团在炎陵县对其非遗项目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不仅深入调研和记录了非遗项目的历史与现状，还通过宣传与推广、创新与发展、教育与培训以及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积极推动了炎陵县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 六、后期计划
• 1. 继续保持上一阶段的采访工作

继续深入炎陵县各乡镇，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更加详细的调研与记录。这包括对非遗项目的历史背景、传承现状、传承情况等进行全面的了解，为后续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2.利用现代媒体宣传
利用社交媒体、视频平台等，下一阶段实践团可以制作和传播炎陵县非遗项目的宣传内容，通过生动的故事、精美的图片和视频，吸引更多人关注和了解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例如拍摄艾米果的制作过程，并在各大平台分享，提高艾米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发动创新思维
利用创新思维和学习能力，在保护传统非遗项目的基础上，探索新的传承方式和表现形式。例如可以尝试将非议元素与现代设计、科技相结合，开发出具有创新性的非议产品。
         4.教育与培养
    利用好实践团在炎陵一中开展教学工作的机会，向炎陵中小学生宣传本县非遗，开展非遗相关的讲座、活动等，激发青少年对非议的兴趣以及保护传承非遗这项历史任务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