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期诗歌绮丽的风格

从公元196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诗、赋、小说等体裁都出现了新的时代变化。词采绮丽、诗风繁缛，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诗人的创作作品密切相关。本文先从魏晋时期的社会层面探究诗风变化的原因，之后介绍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太康诗风最后总结绮丽风格的特征。

《二十四诗品》是唐代诗人司空图创作的一部古代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专著。他在这二十四首诗形象地概括和描绘出各种诗歌风格的特点，例如将“绮丽”作为一种诗歌艺术风格类型予以详细阐述，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浓尽必枯，淡者屡深”的美学境界与诗学观点。“浓”是极尽雕饰之事，“淡”不是平平无奇而是淡而有味，愈淡愈需细品。【张国庆.《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 ［J］.北京：中央編译出版社，2008】作者将“淡”的概念引入“绮丽”中，看似违和实则却正是“绮丽”一品整体内涵的精髓所在，“淡”不仅不与“绮丽”之风格相冲突，甚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多有论及，《明诗》篇中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许多文人对“绮丽”都有很深的见解，而由陆机为代表的太康诗风则开启了诗重绮丽的序幕。

一、诗重绮丽的原因

自建安时期始，诗人们便开始重视诗歌的文学特质，自觉追求一种语言精纯、文采华茂的“清丽”风格，例如曹丕在《典论·论文》提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到了西晋时期就形成了太康诗风，它是指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诗风形式主义日趋严重注重文学作品的华美，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遍特色。这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晋武帝司马炎代魏之后不久，天下重归于一统。当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晋书·武帝纪》），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三国纷争时有较大发展。士人们重新燃起从政热情，愿为新朝效力。士人群体的普遍心态是求实逐利，表现为爱财与奢侈；求名自适，表现为清谈与纵欲。这种士人心态发之于诗，便是抛弃了建安诗歌的梗概多气与正始诗歌的深邃哲思，转而向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形式技巧方面发展，形成了“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太诗风。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故重视辞赋，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但也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二、繁缛诗风

在诗歌技巧方面，傅玄新温婉丽，张华辞藻温丽，陆机弘丽妍赡，潘岳辞藻绝丽，潘尼文采高丽。他们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繁缛。“繁缛”，本指繁密而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与汉魏古诗相比，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陆机的《拟古诗》，可以为华丽藻饰的代表。与古诗《西北有高楼》相比较，这两首诗内容相同，每两句所描绘的具体情景相似，结构也一致。可是风格有朴素与华丽之别。二是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比如古辞《猛虎行》只有短短四句，而陆机的拟作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文辞委婉曲折，且情、理结合自然，描写景物细致而生动，扩充到二十句，可见其繁复。三句式有散行趋向骈偶。例如陆机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诗》二首，这两首诗写自己被召入洛时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除首尾之外，几乎都是偶句。其骈偶化的程度不但为汉诗所未见，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的诗作。还有潘岳的《金谷集作诗》、《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中也大量运用偶句。陆、潘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 特征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复，是必然的趋势。“绮丽”作为一种明丽舒朗的艺术风格特征表现在各式各样的诗歌类作品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流变。正如萧统所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选序》）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